丁征宇：纽约市长上班竟然坐地铁且无人让座
今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纽约市长每天坐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纽约地铁上班，没有秘书及纽约市政府官员陪同，没有安全警卫，更不要说临时封锁道路让领导先走了。最可恶的是纽约市民，居然不给领导让座，简直是目无尊长！
看到这个消息，丁丁真不敢相信，纽约市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其市长与中国的上海市委书记的职位相当（中国有党委和政府之分），他们的市长竟然坐地铁上班，在中国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也有传言某市长骑单车上班，但那只不过是作秀罢了，那只是镜头前宣传的需要。从以上消息，我们至少读出纽约市长与中国市长九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纽约市长是在真正践行低碳上班，而中国市长却只停留在宣传上。低碳是中国近年来流行的一个新鲜名词，实际上就是如何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什么是低碳？怎样做才是低碳？纽约市长虽然没有口头上说，但早已在以实际行动在践行。每天不坐专车，丁丁相信纽约市长肯定有专车，也没有坐私车，丁丁也相信，纽约市长肯定有私车，但他和所愿老百姓一样坐地铁上班。而中国的市长，往往只宣传在口头上，作秀在镜头前，真正要节约能源，净化环境，那要求从下面做起，从老百姓做起，而自己却做不到，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市长和老百姓一样坐公交车上班。
二是美国市长用实际行动解决城市拥堵问题，中国市长用口号解决城市拥堵问题。纽约市是国际大都市，他们的经济比中国任何城市都要发达，市民拥有的私车不会比中国任何城市少，但他们的城市拥堵情况却比中国任何大城市都要好，为什么？因为市长不光提口号，而且从自己做起，上班亲自坐公共交通工具，这比任何口号都要响亮，市长能做到，其他官员、老百姓就没有理由不能做到，反观中国的大型城市，哪个城市的拥堵不是相当厉害？哪个城市的拥堵不令市长头痛？解决城市拥堵问题也想了不少招，但为什么就是越来越拥堵呢？是老百姓素质不高？当然有一定的因素？但你市长的素质高吗？你为什么不亲自带头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呢？如果你能做到，那下面的官员能不做到吗？老百姓能做不到吗？
三是纽约市长把自己看作是百姓中的一员。纽约市长坐地铁上班，和所有老百姓一样上下车，没有表现出任何与老百姓有什么不同，这在中国，不要说如此大的市长，就连只有一官半职的小官员都不屑和老百姓混同，走出来绝对和百姓有一定的差别，至少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领导。
四是纽约市长不懂官场礼仪，中国市长最讲究的是官场礼仪。纽约市长每天坐地铁上班，没有秘书及纽约市政府官员陪同，没有警卫，说明了美国没有官场礼仪，即使有，那这位纽约市长也不懂，而中国市长出行，总是前呼后拥，视察工地，下雨有人打伞，出太阳有人打伞；到市场考察，前面有人带路，旁边有人保护；到公交车上与民打成一片，那也是将领导团团围在中间；在饭桌上，从座位顺序到敬酒，都有规矩；出远门，前有警车开道，后有警车殿后……而且中国还有专门的礼仪学，就是教育学生如何懂得官场的规矩。
五是纽约市长出行不扰民，中国市长出行肯定要扰民。纽约市长坐地铁上班，和其他老百姓上班一样，没有地铁工作人员陪同，这何况还是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上地铁后有座位就坐，没有坐位就站着，老百姓也不给他让座，他也不要求老百姓让座，从不扰民。而中国的市长，尤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哪里，哪里的官员就要来迎接，坐哪里总是最好的位置，而且还有可能搞交通管制，让领导先行或让领导先飞。
六是老百姓在纽约市长面前没有低人一等，中国老百姓在市长面前总要点头哈腰，至少要陪着笑脸。纽约市长坐地铁，无人让座，说明老百姓对待市长和对待其他老百姓是一样的，是公平的对待，没有人对他献媚。而中国的市长如果出现在这种场合，至少有相关官员陪着，肯定有不少百姓要让座，会有不少百姓向他点头哈腰，至少是陪着笑脸。
七是纽约市长不怕出安全事故，中国市长出行最怕出安全事故。纽约市长坐的地铁，据说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有很多安全隐患，但市长天天坐这样的地铁上班，也没有要求相关部门特意对地铁进行检修，如果是中国市长，肯定不会坐这样不安全的地铁，即使作秀坐公共交通工具，那也要重点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八是纽约市长公私分明，中国市长却公私不明。纽约市长上班坐地铁，无专车接送，这说明了什么？尤其是去上班，这也可以说是公事，但纽约市长就这样公私分明，上班的路上不能算公事，只有在上班时间或办公室的事才能算公事，否则，都是私事，所以，不能占公家便宜。中国的市长呢？你能看到有市长自己打车或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吗？要么是自己开着公车上班，要么是专职司机接送上下班，在中国，上下班是否算公事，反正无人说得清，但把公车用在家人身上那恐怕也是司空见惯吧，送孩子上学，接送家人外出旅游，这恐怕也是中国的特色吧，也许中国的市长家事也是公事的缘故吧。
九是纽约市长把市长看作谋生的工具，中国市长把市长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正因为美国的纽约市长坐地铁上班，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对待，这恐怕是纽约市长把市长作为谋生的工具罢了。因为美国的市长在位期间是市长，享受国家规定的薪水，当不做市长了，就与官场无关了，也许做律师，也许做教授，也许失业，但国家不再给你发工资，所以，纽约市长在位期间只能兢兢业业的工作，否则，就有可能被人哄下台，那就真正成了百姓了。中国的市长则不同，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虽然不是终生制，不做市长后虽然做不了律师，也当不了教授，但他们拿着国家给的薪水过着逍遥的生活，他们不怕百姓哄他们下台，即使下台了待遇也不会变。
从纽约市长上班坐地铁这一点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与中国的市长许多方面的差别，这也许是美国市长与中国市长的差距吧！
王冲：美国高官为何出门没有前呼后拥
前些日子，有一张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赴任的照片在中国的微博上疯狂转发。照片上骆家辉不像是履新的高官，身边前呼后拥，而是像一个普通游客，携家人准备登机。
无独有偶，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也有一张照片被中国媒体不约而同地搬上报纸的头版。照片上奥巴马自己打着雨伞，出现在总统一号的出舱口。当时，我应邀参加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就此调侃说，堂堂总统自己打伞，这让中国那些啥事都有人伺候的小局长、小处长情何以堪啊！
这两张照片，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传达了同一层意思，即美国的官员不像中国的官员那样官僚。再后来的拜登吃面，更是把亲民演绎到极致。
之所以如此，和美国的官员产生制度息息相关。
美国的官员不是上级任命的。贵为总统的奥巴马，也无法对某个州长的任免指手画脚；
同理，州长也无法对下属的某个县的县太爷的任免做出决定；而县长当然也不能决定镇长的升迁。
决定这些升迁与否的，都在于官员治下的选民的选票。
由于对下不对上，因此官员就不必刻意媚上——上级领导来就来，我欢迎，但我也不会当成老佛爷一样供着；上级也知道自己职责何在，因此也不会对接待鸡蛋里面挑骨头。
和不必媚上相对的，是必须媚下。
可以得罪天，可以得罪地，但不可以得罪辖区内的选民——这才是乌纱帽的供给者。
他们可以用选票把你送上高位，也可以用选票把你拉下来。
在文化层面，美国也是个相对简单的社会，笃信人人平等。
官员可以转身成为教授，成为商人，也可能退休后一无是处。
当过美国总统的格兰特将军，卸任后日子过得相当拮据，还不得已变卖外国友人赠送的礼品。最后有书商找他写书，靠一笔不菲的稿费度过难关。
这就是说，美国的官员不是终身制，今天是官，明天就是民。
既然人人平等，官民就平等；既然官可以转化成民，又有多大必要非要表现出官和民的不同呢？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美国人不尊重领导，每当总统或国务卿出访，各使馆也是忙得一团糟，也怕挨批评。但并不是担心伺候不好领导导致龙颜震怒，而是要准备各种文件、请记者、安排会见等各项事务，活儿太多。
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说这是美国人搞的公众外交。
假如按照这个逻辑，那么骆家辉或者奥巴马就是刻意这么做秀一把，让人拍照，然后再私下里摆谱显示自己是领导。
不是我看不起他们，美国人还真的没有演这出戏的脑子，也没有可以这样演戏的必要。
茅于轼：限购让中国走回头路不声不响的迈向权力经济
东方网8月24日消息：世界贸易组织把中国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理由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交换的不够自由，市场的价格偏离了均衡价格，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有可能使衡量国际比较利益的尺度发生错误，应该进口的变成了出口，或者相反。
中国要争取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在交换的自由方面有所改进。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粮食、日用品由于自由集市的逐步开放，已经做到自由交换。我们用人民币可以在超市自由选购成千上万种商品。前几年开放了黄金买卖，百姓可以用人民币自由买卖黄金。对买卖外汇的管制也越来越松。现在每人每年可以买卖相当于5万美元的外汇，而且不需要任何证件(过去只有因公出国可以换汇200美元)。人民币能直接购买各种用品，能够和黄金、美元互相交换，它越来越具备衡量价值的功能。这些措施也使中国越来越接近市场经济国家。
可是，最近政府出台的一些限购措施，包括对房地产的限购、对汽车的限购，由于是一种对货币使用的限制，使得中国又朝着远离市场经济的方向走。限购使得市场价格发生更多扭曲。民众原本用来买房买车的钱，因为限购而买了别的商品，市场的均衡遭到损害。而这完全是人为的。
不错，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高得离奇，因此对房地产限价似乎是有理由的。限购能够抑制房价。但是房地产价高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被垄断，缺乏其他良好的投资机会，收入差距太大。不在这些方面想办法，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来处理，虽然房价可以被压抑，但是会引起其他的经济问题。
用行政手段限制货币的使用，是一个需要特别谨慎的措施。大权在握的政府往往不顾市场的规则肆意横加干预，或者限购，或者限价，或者设置审批要求，结果都是削弱货币衡量价值的功能，也破坏市场的均衡。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对农产品统购统销，当时绝没有想到计划经济的后果，导致经济效率的大倒退，最后濒临经济崩溃边缘。改革以后，回归到市场经济，走交换自由化的道路，才获得空前成功。
从更为根本的宪政角度看问题，限制货币的使用相当于侵犯百姓的私人财产。货币是百姓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限制它的使用，即使不是完全的剥夺，也是一种蚕食。如果限制的范围扩大，货币的用场越来越小，那就无异于是权力逐步代替货币在配置资源。这是一种不声不响的迈向权力经济的嬗变。我们需要对此加以高度警惕。(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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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伟大时代将要到来
——2011年9月29日潘石屹网聊
“微访谈”让我们每周相遇一次，在报纸上、在视频上、更多的是在网络上相遇，“微访谈”成为了你和我沟通的咖啡厅、会客室。
过去的一周，我们身边发生了许多事情：上海十号线地铁“轻度”追尾；欧债危机的加重引起了全球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各国主管财政的要员汇集在华盛顿研究解决这些危机的办法；标准普尔在唱空美国、意大利之后，再次唱空中国的房地产；温州放高利贷的老板们纷纷不是逃跑就是自杀；iPhone5下周五将在全球面市；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要求加强道德建设……。
过去的一周，北京几乎天天是蓝天白云、秋高气爽，我践行着自己认为是健康、简单的生活方式，每天坚持祈祷，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坚持着多运动的生活方式。但回头总结才发现，自己还是有大部分的时间在盯着屏幕，关注Bloomberg的股票行情，关注微博上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和变化，以及在这些大事件面前人们的心态、人们的爱与恨。
从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件中我看到，世界新秩序的第一缕曙光就要到来。我们看到了知识和思想在无阻力、无成本地扩散着、聚合着、传播着、更新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和思想都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像火山一样喷发而出。今天一位普通的小学生、中学生通过他们手中的网络所掌握的知识远远胜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学问家一生所掌握的知识。只要我们细心地观察，任何社会真正进步的原动力都是知识和思想，社会财富归根到底不是物质的财富，最基础性的财富是人们思想和思想的聚合。
今天，大山大河再也不是人们传播知识的阻碍了。千万年来，阻隔人们的大西洋、太平洋被今天的技术彻底跨越了。知识和思想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普及和快速的传播。凝神静思，难道这些不正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以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伟大时代将要到来吗？如果还有人怀疑，看看你的孩子，看看你手中的手机，看看你用的电脑，你就会确信，就不会再怀疑一个伟大时代，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到来。
在精神世界里，我们的情感、价值观和选择，千百年来一直被别人代表着、被压抑着。即使美国实施的选举制度，时至今日也是一种被代表的选举制度。但今天，无论你身处何地，你的情感、你的意愿、你的选择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立即充分地表达出来，无论任何力量都无法压制这种表达。
社会变化的根本是人心的变化，社会进步的根本也是人心的改变。我们看到，同情受害者和弱者，伸张正义，憎恨腐败和欺骗的力量是每一个人发自内心最坚定、最持久的力量。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力量看起来微弱，但汇集起来，就是一股巨大的、不可阻挡的洪流，足以让任何“腐败”、“欺骗”、“黑暗”寝食难安、无处躲藏、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看到，在无数好心人不计任何回报的帮助下，几千名被拐骗的儿童回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一个个腐败分子被彻底地揭露出来，几乎是一周一个被暴露在阳光下。很多公共事件都有你的参与，都有你的力量汇集其中。揭露这些腐败分子的不是拿政府工资的纪检干部，而是一个一个分文不取、怀有一颗正直心的普通人。无论你在大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山区，你都会感受到这股正义的力量，这股正义的力量正在以几何级数成长。这股力量一定会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
也许，你会认为这样的判断过于乐观了，回头看看我们现实生活中。多少行业、多少企业在死亡线上苦苦的挣扎着；全球的股票市场跌跌不休，自己的资产也在大幅度的缩水；通货膨胀的压力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扭曲的房价让多少年轻人望房兴叹。这些正是一个新世界秩序到来的阵痛，没有旧秩序的颠覆，就不可能有新秩序的到来。没有了困难和考验，精神品质也就失去了它成长的环境。我们的责任心、正义感只能在这些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到成长。
有了这些基本的判断，我们就能透过目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更清楚地看到世界变化的趋势，就会明确我们的方向感。有了这些基本的判断，我们在今后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时，才能有共鸣、有同感。离开了这些基本的判断，就会形成鸡对鸭讲的局面，就会有无休止的争吵。
住宅市场的崩塌就在眼前
限购政策给住宅地产市场带来巨大影响
全球经济处在不稳定中，实际上08年经济衰退后新的经济秩序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各国政府大幅度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相当于是饮鸩止渴、治标不治本。现在的波动是2008年危机的延续。
在这种大的动荡面前，我们要看到任何一个个人的价值、公司的价值和机构的价值都在于为社会和他人创造财富，而不是简单的投机。衡量公司价值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为社会创造真正的财富和提供的服务。回到这个基本点上，我们对所有的事件的判断就会有方向，就不会人云亦云，也不会随波逐流。
上周波动最大的无疑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的股票市场。今年初，政府实施的限购政策，给房地产中的住宅市场带来了很大影响。今年下半年以来，这些政策显示了它的效果，住宅市场成交量在萎缩，房地产开发商在死扛，因为在限购的情况下，即使降价也未必能使市场成交量增大，对开发商资金链的缓解也可能无济于事。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具备买房资格的人已经基本上购买了，市场上具备购房资格的人越来越少，住宅市场的崩塌就在眼前。
各国主管财政的要员上周汇集在华盛顿，中国的官员表态不要指望中国去救欧洲的市场。中国虽然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根据2009年各国人均GDP排名，中国在一百多个国家中排在第99位，而排在第98位的是当年中国一直援助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指望一个人均GDP排列在全世界第99位的国家去帮助那些人均GDP排列在前十位的国家，这怎么可能呢？穷人怎么可能帮助富人去还债？而且要还这么多的债呢？
中国官员表态不要指望中国救欧洲市场
在旧世界秩序中最混乱的莫过于货币秩序。这种混乱在国际上表现为金融危机，在中国国内表现为地下钱庄、高利贷的疯狂发展。我们看到，温州企业主私逃、自杀、被抓回，在过去的一周接二连三发生。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抑制，更可怕的情况就是黑社会的出现。因为这些地下钱庄和高利贷是不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出了问题只能是通过黑社会或类似黑社会的手段来解决。出路在哪里？最终的目标是统一的货币。在达到这个理想的最终目标之前一定要朝更公开、更开放的方向去努力，而不是垄断。不为社会创造财富、只是靠钱去赚钱，这样的想法就走到了社会进步的反面。银行凭借资金和政策的优势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润，而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在生死线上苦苦地挣扎，这种现象能长久吗？谁都相信不会持久。
开发商盼望着往年的“金九银十”，盼望着旺销的季节能够到来，这都是老黄历了。2011年不同于以往任何年份，因为实行了限购政策。前几个月，具备购买资格的人基本上都已买了房子，有钱没有资格购买的人无法购买，潜在的客户越来越少，所以，住宅市场在政府不取消限购政策的情况下，注定是成交额一月比一月走低，一周比一周走低。
SOHO中国的净资产负债率远远低于同行业水平
SOHO中国目前手头有190亿的现金
开发商的资金、资金链成为现在政府、银行、开发商自己最关注的问题。在过去两年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开发商取得了很高的销售额，手里都持有大量的现金，但随着成交额的下跌，所有住宅的开发商都会进入一个入不敷出的境地，资金状况会一天比一天差。标准普尔通过各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得到了不容乐观的结论。
也有投资者担心我们公司资金链的情况，我们对市场环境最基本的判断是我们处在一个剧烈的动荡期，在这个动荡期中首要的任务是要有稳健的财务指标，手中要有足够的现金，足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波动和危机。同时，在房地产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大型城市、繁华地段的物业常常是波动幅度最小的区域，这就是我们的选择，这就是我们应对市场波动的策略。
现在SOHO中国还有190亿的现金，SOHO中国将会在未来迅速地完成战略布局，会在未来几个月抓住时机购买土地和项目。在融资方式中，SOHO中国没有一分钱来自高风险、高成本的信托融资渠道，信托给房地产的融资已经引起了银行监管部门的格外警惕，未来负债率高的开发商日子肯定不好过。
我们看到，许多开发商纷纷下调了今年全年的销售目标，并开始了降价行动。SOHO中国今年的项目大部分是7月份以后才拿到销售许可证的，许多大客户的谈判正在进行中，目前还没有调低全年销售目标的必要。在价格方面，SOHO中国的产品是商业和写字楼，不同于住宅产品，租金回报率远远高于住宅产品，而租金回报率是衡量价格高低最重要的指标。所以，SOHO中国没有降价的打算。
邱震海：崛起期的中国应汲取德日教训
今日中国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民间对军事的近乎狂热般的热情。只要对近年中国各地电视台的栏目收视率做一个粗略关注就可发现，任何与中国发展有关的题材，只要与军事沾上点边，那基本上就不愁成不了“收视拉动器”。
一般来说，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有着相当数量的军事爱好者或发烧友，这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常态。但如果当这种对军事的热情，从军事发烧友较大规模地蔓延到民间，并在民间形成一股对军事的热情，人们就需要予以谨慎的对待了。
今日中国：军事发烧，思想漠然
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崛起并随之带来的民族自豪感的反映。经历了过去数百年的积弱贫穷之后，在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灵深处，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这种悲情既见之于中华民族百年前的焦虑和骚动，也见之于其今天的自豪与某种程度的膨胀。
对一个曾经积弱贫穷的民族来说，渴望强大无可非议，但强大的目的又是什么？强大的途径到底在哪里？对军事的热情若不伴随对思想的追寻，那么前景便有点堪忧了。
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亦即在军事热上升的同时，是民间对思想的淡漠。从人性的角度说，一个对思想不感兴趣的人，可能是一个能干之士，但必定不是一个有深度的人；以此类推，一个对思想不感兴趣的民族看，可能是一个发展迅速甚至具有极大潜能的民族，但必定不是一个能保证长久可持续稳定发展，而且能稳健把握自己发展方向的民族，因为在这个民族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浮躁和茫然。
德国崛起期：理性民族的愚昧
这种思想的漠然，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百年前的德国和日本。百年前的德日两国一如今天的中国，经济、军事迅速发展，但思想却处于低位运行的状态。在欧洲，英国工业革命后，英、法、荷兰等国，都历经了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一方面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知识界启动的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两者在数百年历史的进程中，同时伴随了英、法、荷兰等国的历史。
二战后，当清算纳粹罪行时，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希特勒职能产生在德国；希特勒若是产生在英法两国，那么以这两个国家人们的幽默，都早已将他赶下了台，或者根本就不会让他上台。”其实，将希特勒在德国归咎于德国人缺乏幽默的特性，无论如何都肤浅了一点。希特勒之所以只能产生于德国，而不可能产生于英法两国，其真正的原因在于英法在经济崛起期历经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现代文明、民主、自由、公平的思想早已深深地扎根于这两个民族人们的心灵深处。因此，若希特勒产生在英法两国，鼓噪“德意志民族优越”、“将犹太人从地球上灭绝”时，法国大革命后早已深入人心的“人生来平等”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将会与这一法西斯思想产生严重冲突，而最终会成功地将希特勒拉下马，或根本就不会让纳粹思想盛行于英法两国。
而德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当英、法、荷兰等国正在经历人道主义、思想启蒙的洗礼时，德意志民族依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黑暗统治之下，专制主义体制犹如一张大网，将德意志任何灿烂思想的火种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那个时代的德国人，就其灵性而言，充满了高度的理性和逻辑精神；但就其思想文明程度而言，却又处于极度的愚昧之中。因此，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就必然会走向现代文明，正如千万不要以为一个高智商的人就必然会成为思想开明之士一样。理性、逻辑和精神愚昧，在1945年前的德国，竟然如此天衣无缝地融合在德意志民族的集体精神世界的深处。
换言之，在德国崛起的年代里，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世界没有同时展开一场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这一点与其邻国-法国和英国的情况形成皆然反差。因此，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意志民族犹如一个完成发育的强壮少年，一夜醒来，发现全球市场和势力范围已被攫取和分配殆尽，而此时少年的肌肉已足够强壮，再加上手上又正好有一挺“重型机枪”，因此德国加入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的争夺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两次均由德国发动的世界大战的悲剧也就在这时埋下了伏笔。
也许我们没有权利指责每一个普通的德意志民众。作为普通民众，每个人都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苛求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成为思想深邃的“圣人”。但我们却有足够的理由指责那个年代的德意志知识精英，因为他们在德意志民族的崛起期，没有承担起足够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重任。
崛起期日本：茫然的爱国主义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崛起期的日本民族身上。1860年代，和中国一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的进程。这是日本民族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可谓成功和失败参半，其和经验教训十分值得今天的人们梳理和总结。就成功的一面而言，“明治维新”与近邻中国的“洋务运动”相比，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导致日本在三十年不到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农工业国一跃而为先进的工业国和军事强国，并加入到世界列强的对世界的争夺中。
然而，正是这种对世界的争夺，也种下了日本民族在二十世纪悲剧的种子，其根源来自于“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没有同时展开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相反，在“明治维新”的历史进程中，日本始终存在两种国家主义的倾向，一是由官方推动的国家主义，另一类则是以国民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前者后来发展成为军国主义，而后者则与自由主义、平民主义结合，发展成为在野运动的思想基础。
按照日本当代思想家松本三之介的观点，在野的自发的国家主义，与官方推行的国家主义，在两个基本点上是想通的，一是国家独立，二是政治价值高于一切。值得注意的是平民国家主义的政治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它来自于成为国民之前的文化心理因素，即认为政治权力万能，对权力顶礼膜拜的臣民的心理，很容易使人对政治心驰神往。
松本三之介认为，近代日本的精神道路，是围绕这国家主义这一核心所作的向心运动，即便是对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总是离开它们的现实基础-市民生活和个人自由，而从国家主义的立场，作急功近利的解释。例如明治时期的首要问题是国家独立问题，国家主义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理所当然地自明治精神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则必须围绕这国家主义来展开，充当国家主义的辅助工具。
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明治时代大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思想演变历程。福泽早年鼓吹开化和自由思想，而晚年却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福泽在明治时代风靡一时的《文明论之概略》中认为，文明是“人类万事”的目的，只要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则无论君主制或共和制都“可以不闻其名而取其实”；以此类推，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只要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哪怕将整个日本置于背水一战的地步，“纵然全国四千万人种尽灭，也不后退一步”。甲午战争后，福泽为日本打败了过去的老师 - 中国而“激动得热泪盈眶”，狂呼日本的胜利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均源于这一十分茫然的思维逻辑。
这一茫然思维逻辑的后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日本身上，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换言之，如果明治崛起时代的日本的思想家能少一点茫然，多一点对其国民的思想引领，而不是误导，那么当日本真正崛起之后，日本民族所经历的磨难也许就会少很多。
当然，历史不可重复，但历史的教训却可以汲取，尤其对百年后同样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
警惕茫然走向骚动
这种警示，并不是指中华民族必然会走向对外武力之路。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基本上是一个平和、安详的民族，但老实人也可能有骚动的一面。当中华民族这个老实人数百年历经磨难后，又一次迎来“盛世”时，这个老实人内心的愉悦是无与伦比的，内心的冲动是触手可摸的。
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周边又不太平，而且还将越来越不太平。于是，历史上从未有过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的中国人的内心冲动，是否可能会演变成另一场骚动？虽然这一定不是百年前中华民族处于低谷时的骚动，虽然人们尚无法预知未来几十年复杂的地区战略格局将导致中国人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但目前中国民间这种军事发烧，思想漠然的状况，无论如何都会使中国的未来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更何况，即便有一天中国民间忽然对思想感兴趣了，人们也要十分警惕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民间对军事的狂热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就导致极端思想的产生。届时，若中国再没有现代文明思想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情况就有点堪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