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霖：日本大地震
今天下午发生在日本东北地区8.8级的浅层大地震，打破了日本地震史上的所有纪录。尽管大地震史无前例、灾后重建也百废待举，但在天灾地变的第一时间，日本从政府到民间所展现的冷静、开放，以及井然有序的危机应变，确实不得不让人对日本的国民素质感到佩服。
这样的国民素质，展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日本国民惊而不乱、治安状况大致良好：大地震之后，并没有出现如其它国家所常有的混乱、失序与抢劫情事；在危机中，日本国民守法、守序的高素质更加明显；
－媒体表现专业：在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媒体展现了高度的新闻专业与自律，冷静而不煽情地报导了相关灾情，除了正确传达政府发布的讯息外，也让所有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日本国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对安定民心具有相当大的帮助；
－防震设施稳固：除了震央地区与海啸所造成的灾情外，并没有传出类似「豆腐渣工程」倒塌的情形，显示日本建筑确实经得起超级大地震的冲击；这种防震质量，显非一朝一夕可以打造出来的；
－政府危机处理井然有序：在大地震于11日下午2时46分发生后，2时50分日本首相官邸即成立紧急应变中心，首相菅直人在二小时后以冷静的语气，呼吁日本国民冷静面对，相关的应变机制与救灾措施则同步启动，而一度断讯的电话与网络，则在最短时间内抢修复原；核电厂自动停机、机场铁路电车安全停驶、消防救灾人力以及自卫队、特警等，全都立即到位。
－信息公开、不拒外援：日本在发生如此破记录的大地震后，并没有基于会丢脸或失去「国家尊严」而采取锁国、拒绝外援的作法，相反的，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即主动表达愿意接受国外各种援助；相较于在此之前不少国家在灾后不但封锁消息、也拒绝外援的作法，日本展现了高度的国家自信。
整体而言，在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虽然灾情仍然不明，但日本政府与人民所展现的高素质危机应变作为，已让世人印象深刻；事实上，每一次的天灾地变，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严厉考验，日本这次面对大地震的经验，让全体人类上了宝贵的一课：
－天威尽管难测，但透过人类的有效努力，是可以把不幸与灾害降到最低。
田一枫：利比亚战争对中国的战略警示
利比亚离中国很遥远，不像在周边发生的事情，对中国的安全利益会带来直接冲击。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中国日益广泛的介入国际事务和参与国际经济的形势下，远在北非的利比亚，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对中国也会而且已经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
利比亚战乱发生后，中国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撤侨行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举国为之震动和牵挂。在利比亚的中资企业，经济利益业已受到严重损害，经济损失高达188亿美元。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实施的持续数日的空袭和海上封锁，已经构成一场典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这是继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西方国家以不同借口对主权国家所发动的又一场战争。
利比亚战争还会持续多长时间，现在很难预料，但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战略警示，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警示之一：后冷战时代并未改变强权的地位，中国要想谋求和平发展，要想维护国家统一和解决好领土争端问题，必须立足于应对强权政治和外部干预的严峻挑战。和平发展是中国既定的国策，但维护国家统一和捍卫领土主权的斗争，却是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始终如一的重大任务，突发情况也难以料定。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是不怕，二是要有足够准备，尤其是不能简单的认为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要充分考虑外部势力插手和干预的复杂情况，准备应对最困难局面，这是中国未来战略谋划的重要基点，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警示之二：中国对外战略的“短板”显而易见，同时也很难加以改变，这就需要加强政治、外交手段的弥补，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做到有所取舍。中国的“海外利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利益今后还会不断拓展，但中国却缺乏相应的维护手段，特别是军事手段。西方国家为了“保护”甚至取得海外利益，不仅敢于进行“全球干预”，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这方面它们没有任何顾忌。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一般不可能在海外用兵，即便今后具备了远程投送能力，也不会进行所谓的“国际干预”。在此情况下，如何保护好中国的海外利益，将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现实问题。这次利比亚大撤侨虽然做得很成功，但也足以暴露出我们对外战略的“短板”，由此造成的损失可能也难以挽回。以后遇到同样情况，除了“撤”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以为并非完全无能为力，作为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也要善于运用有限的政治、外交影响力，尽可能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当然，鉴于这次利比亚的教训，今后海外投资也需要通盘考虑，有些事情光靠“钱”是解决不了的，该回避的地方就不要去，以免造成新的损失。
警示之三：中国切不要高估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在关键时候国际影响力还是要靠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来说话，因为今天的世界还是一个讲实力的世界。这些年，中国发展了，富足了，有些人以为“财大”就能“气粗”，就能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行事权，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却是要看谁的“拳头”硬。对于在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中国只能表示“遗憾”，这是对中国真实的国际影响力的检验和反映，但这种态度在处理周边问题上却是绝不可取的。中国希望靠经济、科技立国，在国防发展方面长期保持低调，有些事想做而不敢做，有些事做了不敢说。这种状况，如果在大家都一心谋和平，求发展，有话好好说的国际氛围中，或许行得通，也未必会失去话语权。然而，当今世界远没有达成“和谐”的共识，强权当道是严峻的现实。在此情况下，用“钱”是换不来国际影响力的，加快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才是最根本的应对办法。
西方国家扔在利比亚的炸弹，造成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同时也应该把中国“炸”醒了，迫使中国人更多的想想自己的事情。如果从中能够得到应有的警示，能用更清醒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看待未来，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些，付出的代价和损失也会更少些。
黎明：“技术幸运”的许宗衡
曾见过许宗衡一面，感觉此人没什么智慧才华，比较善于采纳、运用别人意见可能是优点之一。这样的人，能混到高官位置总会有些庆幸因素，而他的幸运仍在继续中，并且，比起他以往的幸运，这次更幸运——过去是升官发财的幸运，这次是保住吃饭家伙的幸运。
5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宗衡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此前对许宗衡贪腐的报道，指其“历年贪污金额高达20多亿元”，“几乎染指深圳所有大型工程”，另有“消息人士指出”的卖官和“生活作风”问题等等。据此信息，许宗衡被媒体称为“新中国第一巨贪”，有的权重媒体也曾以“传许宗衡涉贪20亿，案情严重将判死刑”为标题发布过新闻，一般传媒受众多以为许宗衡必会被执行死刑。
与先前报道的许宗衡20多亿元的受贿数额相比，郑州市中级法院认定的“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大大“缩水”以至于实现了“质的不同”。再加“在案发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于是“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判决理由似乎可圆满成立。
然而，以法律之专业眼光审视，郑州市中院提供的这条判决书信息却并不合格。比如，这里的“3318万余元”，是不是包含许宗衡主动坦白出来的受贿金额？它是侦查、监察后原本掌握的数额，还是许宗衡全部的犯罪事实？按法律文书正常的读写规则来理解，这一数字应该为许宗衡的“全罪”，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纪检与法院在许宗衡坦白之前，原本掌握的他的贿款数额有几多，许宗衡本人交代出的涉罪金额又是多少呢？
不要说这一问没必要，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许宗衡主动交代了什么、交代了多少不被司法机关所知的罪行，显然非常重要，这直接涉及判决公正与否，也涉及“人心”信服与否的问题。
许宗衡的“3318万余元”，并不是在5月9日的判决过程中认定的。据新华网郑州4月21日电，“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案”，那个“3318万余元”的数额早就认定了，这次此数原封未动，审议过程中也未见任何一方的异议，现在公众震惊于贿款金额大大缩水，这反应其实慢了好多拍。
判决结果等于为许宗衡平了一次反，辟了一次谣。许宗衡涉贪20亿，这种信息肯定不会出自一般信息源，若非经“权威”和“内部”审查通过后发布，根本不可能。而今，只能认定数千万元，还是主动交代才达到的额度，这也差的太远，有“造谣”和“蓄意夸张”嫌疑了。所以，还应该质疑：夸大其辞到可以致人死地的报道怎么出笼的？是谁信口开河，拿媒体或其他机构的公信力当儿戏？
若司法机关本来落实贿款无多、掌握证据很少，同时又放“第一巨贪”的消息，那样的话就说明其中存在可疑的非正常因素；若许宗衡主动交代的数额远远大于已落实数额，则显得办案人脸上无光——可是，许宗衡要是交代出来的数额不多的话，那免死的理由就值得推敲了。我推测办案方难处不小，这或许是对传媒提供不全信息与含糊其辞的原因。
拉出一个“贪官死刑名单”，可见从胡长清等至今有个明显趋势：死刑离贪官渐行渐远。同时可见，死刑后果与涉案数额的这些官关系也不甚明朗。民间一片严惩腐败、重典肃贪的呼声，即便杀声震天，但也没发生实际影响，而“废除死刑利于贪官”的意见，也由于贪官被执行死刑的案例减少而越显乏力。
贪官与死刑渐行渐远，原因当然不是通货膨胀、贿款贬值。像反腐决心等等别的非法治因素不好说，其中的部分“技术因素”倒是可以揭示一下。
第一，贪官退赔容易。自身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另有许多作为巨富的亲友和同事，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筹款艰难。第二，立功容易。知道许多贪腐内幕，推出几个不重要的同事或下属轻而易举。第三，隐瞒或事发后“抹掉”贪腐罪行也容易。谁都怕官场地震，交代什么和不交代什么，这就是最大的交换的筹码。
赵楚：南海争端不可意气用事
对南海问题持过于感情化宏大叙事立场的人忽略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争端中，坚持明确和正大的主张固然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对主权立场的坚持并非意味着沙文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政策。
（赵楚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军事世界POINT》月刊执行主编，长期从事国际战略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研究。）
近日由于中国海监和渔政船只在南海执法，引发了公众对南海问题的新一轮兴趣，其间媒体推波助澜，炒作邻国的抗议活动，许多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言论在网络甚嚣尘上。其实类似言论在过去钓鱼岛和其他事件上屡见不鲜，其要点无外两点：一、抱怨政府在处理主权争端问题上政策软弱；二、主张对一切涉及主权争端，乃至涉外争执均立即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而不同意见即为所谓“汉奸”、“卖国”。
南沙岛礁及相关海洋权益争端，中国历届政府对主权属我的基本立场从未含混，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应该看到，这一问题的历史成因是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所致，并非政府政策不得力所致，进而言之，南沙地处中国最南端，主权的收复和护卫均需借助强大的国家海上力量，而近代以来，我国海军因为内外压迫不能顺利发展，在长期内相邻海区尚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更遑论具备收复和护卫远海主权的能力。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中国从法理上恢复了对包括南沙在内的诸南海岛礁及领海主权，但内战和战后的地区形势发展却使中国不能及时有效行使新复之权益，嗣后冷战勃兴，中越关系反复，而中国大陆海权未备，遂演化至部分主权岛礁被侵占。
对南海问题持过于感情化宏大叙事立场的人忽略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争端中，坚持明确和正大的主张固然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对主权立场的坚持并非意味着沙文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政策，相反，回顾自《威斯特发里亚条约》体系以来的国际实践，无数的案例显示，单方面运用武力，或借助战争胜利强行改变争端现状，总会成为更激烈的国际冲突的根源，而这些冲突一旦牵涉大国政治，则往往由局部演化为国际战略冲突。所以，虽然南海争端表面上仅为局部主权和权益争执，但背后蕴含的地区和全球政治含义不可忽略，而国家以外交稳妥为主要特色的基本处理方针，既符合现实维护主权的需要，也深具宏大的战略眼光。
现代海权斗争体现了地区和全球国际权力基础及结构的变化，南海作为地缘战略关键性的地区，其海权力量的消长牵动整个地区格局的变化和中美等大国现实国际权力的互动，毫无疑问，南海争端之所以日益复杂化，其背后的动力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海权战略。
美国开始在冷战结束后重返南海，并屡次重申保持在南海支配性存在的决心，这些或明或暗的政策宣示都是针对中国的含蓄警告，也体现其对崛起的中国新海权的焦虑与担忧，我们不能对此装聋作哑。换言之，南海争端的最终解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维护，不仅要靠中国坚强的海权实力，更要靠富于远见的战略规划和灵活、明智的外交作为。中美在亚太和本地区的局部力量均衡和战略稳定是解决有关问题的必要外部条件，而双边和多边的地区睦邻政策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重要国家权益的争端，这本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常态，如何从宏大和坚毅的国家战略层面把握这些严峻课题，不仅牵涉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更影响国家未来的前景，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帝国主义思维已完全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此任何急功近利、感情用事的做法都会得不偿失。
同时也要看到，争端本身并不可怕，正如长城曾是历史上中国与不同民族展开军事斗争的关口，但也是把各民族连接起来的门户，国际争执一方面是现实的利益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是各国进行合理的利益博弈，进而建构相对稳定、多赢的和平框架的契机。
章文:德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一个多月前，在一次博友晚餐上，初次见面的杨佩昌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一周后我在出差的飞机上就读完了，但随后杂务缠身，终不得整段时间来写读后感。
今天翻出书来重温了一遍，赶紧趁着还有空暇说点我的印象和感受。
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关系，佩昌兄在德国生活多年，个性开朗的他交了不少德国朋友，对德国国民性有切身体会，且由于他原先为中国政府的要害部门服务，自然比一般人更关心和熟悉德国政府体制的运转。
因此，由他来写这本带有解剖德国奥妙性质的书，再合适不过了。唯一感觉遗憾的是，由于新华出版社审查过于严格的缘故，这本书较少涉猎德国政治体制部分。那本是中国读者也非常感兴趣的内容。
因此，诸君看到的这本书，主要聚焦在对德国经济制度设计的探讨上。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短短的15年内就实现了重新崛起，这是令人吃惊的奇迹。成功很大部分源于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使德国实现了“民富国强”，而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国富民弱”。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发问：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做代价来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呢?”
显然，这两种类型都存在。如果说德国是后者的话，中国就是前者。现在中国政府宣称要从“国富民强”转向“民富国强”，但路途遥远。因为这是一次系统全盘的改革，可以预料阻力将有多大。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在佩昌兄看来是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既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同时也反对计划经济的国家统制模式，保证个人首创精神，保护私有财产。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担负调节的责任。简言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以市场竞争为主轴，同时国际制定相应的秩序和规则，保证市场的有序发展，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弗莱堡模式。
但是要实现“民富国强”，显然不是单靠经济发展就能做到的。德国建立了一套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1966年德国社民党上台参与执政时干了三件事情：
首先是动用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实采取种种措施将“充分就业”视为政府的责任;最后也是至为关键的是，进一步深化社会福利制度，在更大程度上照顾弱势群体，让社会的失意者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德国人从出生、求学、就业直到退休、死亡都享有政府提供的种种福利待遇。德国实行全民免费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不用缴纳学费(前几年开始教育改革，但每学期也仅缴纳几百欧元的学费)。不仅如此，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还可以享受助学金待遇，直到学业结束为止。
因此，佩昌兄感慨地说，“在德国，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是社会物质成果的采摘者。”
德国的财政支出，真的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佩昌兄形容为“有道德的政府支出”。从德国各届政府的财政支出来看，大体上是这样的结构：50%用于社会福利开支，20%用于教育，20%用于国防、内政安全和外交，只有不到10%用于政府公务员支出。
相比之下，经常宣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中国政府应该汗颜。不错，我们的经济在连年持续增长，速度之快令人乍舌，但创造财富的人民群众并未获得相当的财富回报，不仅如此，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的简陋，教育、医疗市场化泛滥以及房价的飙升，使得人民群众身在新中国，心在旧社会。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三公开支”却高得令人吃惊。
在一个政府处处在人民着想的社会，和谐不用呼唤自然就来。因此，在德国很少看见群众上访现象。他们有矛盾纠纷上法院，有牢骚怨气找媒体。
在佩昌兄的笔下，德国政府公务员不仅事事为老百姓着想，而且服务起来非常细致。书中不少小故事生动活泼，令人阅后会心一笑。
在《警察是“朋友和帮手”》、《高速公路限速要道歉》、《市长做兼职补贴家用》等小文中，我们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在德国，政府的谦卑以及服务的优质。
当然，由于前面所说的“审查严格”的缘故，佩昌兄在此书中只描述了德国政府官员谦卑的表象以及德国“民富国强”的现状，我们期待他的下一本书能够告诉我们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不仅想看到“这样的德国”，而且想知道“德国为何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