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芒：你坚持民主所需的假设吗？
不管人们怎么厌恶独裁，喜欢民主。除了人的本性自私这个基本动力驱动外，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正确思考人的模式。现代社会，人们都在高呼民主。但独裁为什么会在大家都高呼民主的环境下存在？为什么很多的独裁者是在高呼民主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民主以及民主运动无非是人的自利性推动下的造反；皇帝轮流做，今朝到我家！这种所谓的民主运动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希望继续重复这种无聊的游戏。
民主的第一个字是民。民就是一个人。民主的基本假设是；人与人之间虽然有差别，但差别不大。起码没有大到有必要把人们分开成为不同的族群。马克思理论为什么不可能有民主？因为他把人分成了阶级！他已经违背了这个最基本假设。所以，如果你自称是民主派，那么你必须坚定地站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一旦你产生了你与某些人有本质上的不同，某些人不应该享受你追求的权利，那么你已经忘记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你已经背离了民主的基本假设。我不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一点；那不是民主！
人类至今为止的一切正确道德都是建立这个假设之上；即人与人是一样的，是平等的。这就要求一切道德必须满足对称性。不对称的道德不是道德，那是邪恶！对自己讲一种道德，对敌人讲另一种道德，这是道德双重标准，它是邪恶，不是道德。人类社会文明的趋势是走向道德，而不是走向邪恶。
批判这种邪恶的民主追求是因为我不停地看到人们一边高呼民主，一边散布邪恶思想。一个传统的例子就是对待贪官。我一直在说；中国人反贪官根本不是仇视那种不公正的行为，而是仇视那个不公正的行为的结果不是自己家。说白了，人们恨的不是贪官这种现象，而是贪官不是我爸这个客观事实！
一个正确的反贪官思想是假设贪官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假设自己到了贪官那个环境会造成完全一样的行为，而不是假设贪官的人和自己不一样，他们是另一个上帝造的人。这样的假设导致我们不去仇视贪官这些人，而是仇视制造贪官那个环境。说白了就是仇视那个体制！只反贪官，不反体制，这种人只是在仇视他爸爸、妈妈不是贪官！这种人眼中的所谓民主说白了就是：我说了算！
近期另外两个案例使得我感觉不得不重复这个观点（我知道我又会挨骂）。第一个案例是广州佛山的交通惨案。全国上下，大家都在假设：我和那18个路人不一样！只有很少的人假设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人。这些人，虽然也在批判我们社会中的不道德现象，但不是那样的激烈，也不会假设那18个人真的像魔鬼一样的冷漠，见死不救！
而那些假设自己与那18个人不一样的人们，各个在表演道德，当我戳穿了他们的游戏，他们就诅咒我家人被汽车撞死没人管。
第二个案例是对卡扎菲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的容忍！卡扎菲死的极惨，不但脸被打变形了，胸部、脸部中弹，甚至有人把匕首捅到了他屁眼里。这是让人无法忍受，连畜生都不如的行为。
他是一个独裁者，他对杀害很多的人负责，他侵吞国家财产，他把利比亚变成了卡扎菲家族的花园，这我们都看到了，都极端仇视这样的体制。
但！卡扎菲是一个人，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且是一个70岁的老人。如果有人告诉我，能把匕首捅进一个70岁老人屁眼里的人们会领导一个国家走向民主；我当面吐他一脸涂抹；放屁！连人的基本尊严都不知道尊重，他们知道什么叫民？
民主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它只所谓伟大是因为它冲破了人们顽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在理想上对抗人的天生自利性，它假设人人生而平等，它假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假设是我们所有追求的基础。那些不承认这个假设，甚至仇视自己敌人人格的人们。你们给我闭嘴，不要再高呼民主！民主思想不是这样被你们蹂躏的。
邱立本：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新中国
追求精神家园的权力。中产阶级举重若轻的翅膀，飞向新中国。
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今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总结，也是对全球华商的期许，在市场经济的魔力中，发现了一个过去所不敢想像的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不再靠革命和意识形态，而是释放人性的欲望，回归市场的基本面。过去马克思理论对“拜物教”的谴责，成为时代的笑柄，代之而起的是全国鼓励消费的广告热潮。上海街头巨型的名牌LV的广告傲视全球，让香港人吓坏了。而中国的全国广告的预算，也在每年上升。
即使在全球金融风暴和量化宽松的危机下，全球华商一千排行榜的表现亮丽，企业的纯利上升了两成多，而主要的推动力量，在于中国内部需求的上升。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买得起LV的的产品，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壮大。在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汽车展，餐厅，戏院，中产阶级都是最重要的消费者。他们不是买最贵的，用最贵的，但却是总体上最有购买力的群体。他们释放出的市场力量，也显示中国启动内需经济的重要性。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生活无论多么折腾，生命无论多么痛苦，但只要有消费的意愿，只要有消费的本事，人生就拥有最好的补偿。
他们尤其要补偿历史的缺陷。在革命的年代，也是禁欲的年代。物质欲望被压抑，但权力才是最稀缺的商品，多少的纵欲，都是在权力面具的背后进行。今天寻回消费的力量，也是要寻回被剥夺的权力。
在同一页面阅读文章上一页
这也使中国奏起了消费时代的主旋律。它代替了政治的全能主义，让市场有机会发育成长。即使政府和政党的手伸进来，即使有多少的权钱交易，但市场改变了政治，让垄断的权力不再那么垄断，让一元化的世界变得多元化。
这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了主流，好好过日子，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像张爱玲那样享受生活，而不是每个人都要变成富豪巴菲特。
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从城市向农村延伸，而最终也会让八亿农民成为中产阶级，打破了城乡户籍的界限，尤其全国交通和通讯日趋发达，高速公路，高铁，手机，互联网，微博，都让过去只有少数人所能拥有的生活，在全国扩散。
而中产阶级并不是只沉迷在拜物教的氛围中。在物质的基础上，他们也孜孜于理想的追求。中产阶级往往是志愿者的先锋，他们参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也参加厦门抗议PX的污染的“散步”，也当然前往上海大火的街头悼念，带一束白玫瑰，展现中产阶级难掩的优雅气质。
正是寻回了物质追求的权力，他们也要寻回追求精神家园的权力。这是中产阶级的光荣与梦想，掀动市场举重若轻的翅膀，飞向他们心中的新中国。
加藤嘉一：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一娴：美国政府开“两会”吗
中国召开两会，不少朋友问及美国是否有两会，如何运作等等。美国其实是没有两会的。人大的机能，立法权这一项，在美国，则是由国会完成。
简单说，美国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平等实行立法权。众议院的议员以各州人口多少决定，人口多的州众议员名额就多，反之亦然，可以说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参议院则不论大州小州，一律每州两名，体现州权平等，这样可以防止人口少的小州的利益被侵犯。应该说，这种制度的设计者是非常聪明的。事实也证明是很成功的。
美国的民主选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并不是通常简单理解的那样，人民当家作主要选谁就选谁。美国实行代议制，选举也是选举人团制度。例如，总统选举中民众投票，只能在党派推出的候选人当中挑选。选举团人制度，因为议员也是民众选出来的，所以选举人团制度也可视作间接的民选制度。至于党派候选人如何被推出，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了，以后有机会再谈。
民众投票的动机其实也很复杂，党派忠诚是其一；对有关切身利益的政策的偏好是其一；候选人的个人魅力等一些非理性因素也是其一。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议员们上任之后，大部分都有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希望连任，这个动力的后果就导致议员非常重视选票，这不仅仅是指民众个人的选票，利益集团可以控制的选票也算在内，例如，工会就能发动会员投票给某候选人。此外，个人的投票还很容易受政宣的影响，而政宣是需要大笔资金（往往是财团）支持的。
因此议员在开会议政或者对某个提案投票时，需要全盘考虑，在各种利益中做出权衡。常常有批评美国国会效率低下，其实不能一概而论，911的时候，国会通过“爱国者法案”的时候，效率极高，面对美国的敌人，国会议员高度团结一致。但是在涉及到国内议程的时候，尤其是对重大议程有严重分歧的时候，就常常导致争执不断，缺少效率，浪费资源的情况出现。
饱受争议的健保法案就不用说了，共和党在掌握众议院后，立刻通过取消健保法案的提案，还扬言如果不能在参议院通过，就将阻止有关预算的实行。又如前不久国会参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关于奥巴马提名的法官人选之一，伯克莱加大法学院副院长，著名法学教授刘宏威的听证会。共和党因为刘宏威据传是民主党培养的未来高院大法官的人选，故全力反对其进入投票议程。奥巴马重复提名了三次，刘宏威也参加了三次听证会，提问的驾轻就熟，作证的应答如流，因为内容基本一样。可以预料，如果这次国会休会前还不能投票通过，还会有第四、第五次提名和听证会重复这套程序，一方志在必得，一方坚决反对，浪费资源就无可避免的了。因此，党派斗争也会影响国会工作的效率。
但是党派斗争的背后也往往有强的民意支持，例如最近的例子是美国最近的大事：威斯康辛州议会要通过的一项议案，其中的内容之一是限制工会谈判时的集体议价权。此举被民主党认为是撬墙角，因为工会如果没有谈判议价权，那工会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而工会又是民主党的大金主之一。这项提案引发了工会发起的有7万多人参加的抗议示威，据说是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威州参院14名民主党参议员在明知无法以投票阻止提案通过的情况下，为避开投票，集体出走至伊利诺伊州，至今已经2周多还不肯归回，以致该项议案被搁置。威州州长虽然态度强硬，但也无可奈何。如此，议会的效率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议员集体出走这种违反民主精神和程序的行为，却也得到许多民众支持。事件发生自此，双方都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只能说明现在美国社会的分歧之大。
尽管这些也遭致美国国内的各种严厉批评，但是美国的议会制度，在两百年来还是行之有效的，即使是争执严重同样代表分歧的民意。各种利益集团自然要通过议员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有这样的制度，也就能保证议员无法离民意太远，通常情况下，最终能够有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结果，这也是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的含义所在。美国的国会运作不乏有瑕点，但仍能为绝大多数选民所接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上下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着最基本的共识，这个最基本的共识的产生是和美国历史文化有密切的关联的，这也是研究美国政治避不开的话题。
张五常：贫富分化与土地政策
每个人天生下来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际遇不同，运情不同——收入或财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贫富分化无可避免。过于极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另一方面，理论与历史的经验说，采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财富或收入平均化，对经济运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响，因为这些政策会削弱对社会产出有重要贡献的成员的积极行为。
瑞典模式中国无缘
像瑞典那样的国家，税项多而重，福利、补贴等高得惊人，是一个贫富分化不大而还算得上是富裕的国家。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积比中国高出无数倍，知识资产早就达到了一个高层面，中国是无从效法的。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国老百姓的舒适很多。
他们建造房子的费用飞到天上去，同样水平的房子之价不比中国相宜。在饮食那方面，我不认为他们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优胜多少。他们大胜中国的是人民的生活远为写意，用不着像炎黄子孙那样到处跑。陶渊明的生活不会在人均农地一亩左右出现。贫富平均化的社会成本高，炎黄子孙昔日的经验是他们付不起。
歧视土地的传统
贫富分化过甚社会不容易接受，而这分化最难接受的是源自土地或楼房的价格变动带来的那种。源自土地或楼房分配的贫富分化带来的印象，是既非天赋之能，也非勤劳所得。买下了房子，其价无端端地上升了几倍，不是不劳而获吗？其实往往要靠先用功，赚点钱，也要讲眼力，虽然幸运的因素存在。很少人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与九十年代的中国，投资于房地产输身家的人无数。奇怪，社会不可怜这些人。
这里还有一个古典经济学派的误导：这学派认为租金或地价怎样变动土地的供应量也不变，所以在抽税的话题上土地要特别处理。这就带到后来对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有很大影响的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学者亨利·佐治的《进步与贫穷》那本书。该书提出单一税制，即是只抽土地或房地产的税。佐治是个了不起的宣传家，作为经济学者他不及格。
谋生计也不及格：他信奉买地必定发达，但晚年自己是个穷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帮忙。孙中山先生的经济思想主要来自《进步与贫穷》，对炎黄子孙或多或少有点影响吧。
出售土地是中国发展的资金来源我不要在这里谈思想、讲理论。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县际竞争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变化(见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要是北京早就推出最近的楼房政策，中国今天会怎样不好说——一位朋友劝我不要说！
不仅土地的使用得宜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政府出售土地是经改需要的资金的主要来源。记得五年前在上海，一位来自加州的经济学者问：中国发展得那么快，资金从何而来呀？我打趣地回应：九十年代初期不少外资到中国投资于房地产，九十年代后期房地产之价暴跌，这些资金转到中国人的手上。他拍案叫绝。我说的有说笑成分，但笑话中有真理。
早些时，记不起是一九八六年底还是一九八七年初，深圳的干部朋友邀请我到那里倾谈，因为他们读到我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大家坐下来，我开门见山地说：不拍卖土地，让懂得建造楼房的外商赚点钱，你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靠北京输血不可能足够。深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拍卖土地，今天是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了。没有卖地的钱，今天在世界地图上不会找到深圳。
香港的不利先兆
也要提及的是那次深圳会谈后，我对香港财政司彭励治说：深圳的年轻干部虽然学问不足，但非常了不起，香港的公务员输了一筹。他们的薪酬不到你们的十分之一，有朝一日香港会很麻烦。彭老的回应，是他快要退休，将来的事他管不着。中国的青年学得快，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断香港会有十年以上不景。我可没有想到二○○三年内地会推出自由行，也没有想到昔日港人称为表叔的会把香港的楼价炒到天上去。基本上我还是对：撇开楼价赚钱，香港人的实质收入十多年来没有上升过。
从动态看分化可以乐观
先谈一下今天内地的收入分配才回头说房地产政策。读者要骂就骂吧：我认为内地的贫富分化的发展不仅不是那么差，而且有值得庆幸之处。我认为整个问题要从动态的角度看——静止的分化基本上无关宏旨。从动态看，老人家最开心的，是这十年中国农民劳动力的收入大约上升了七倍。这是每年的复息增长率约百分之二十三！减除通胀约百分之二十的实质复息增长年率，打个八折也是人类历史奇迹，何况中国的农民那么多，人均农地那么小！起自朱镕基还在掌管经济的二○○○年，到温家宝时期加速了。
上述的农工收入增长是我个人从几个地点获得的一手资料，不是农户的一般收入增长，老弱残兵没有算进去，只算工作年龄的农工收入。流动人口多，这些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政府的统计因而不容易算得准。有些朋友糊涂得很，老是从户籍人口看农民人数。算进老弱残兵，我提供的数据当然还要打个折扣。但农民还有农植的收入，这十年中国农地的租值上升了两倍多。再另一方面，农民的住与食比城市的居民相宜。三年前我推断，十年后中国农民的实质生活水平会追上城市的中层人士。今天看，如果最近几年的农民收入增长能继续，再六年可以追上。
没有断层与分化收窄
上述的农民生活的急速改进带来了另一个让我们乐观地看贫富分化的理由。这是不管这分化有多严重，中国没有出现断层——即是贫与富之间没有出现一片空白。贫富的分化出现了断层是很头痛的事。昔日国民党时期有断层，今天的墨西哥有断层，香港还没有，但我看是朝着断层的方向走。有些国家，种族问题会带来另一种断层：某些种族聚居的地方生活很不好过。中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帮一把。先敬罗衣后敬人的文化是有的，但举世皆然也。
我的推论，是只要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中层人士的，会带来两个必然的效果。其一是贫富的分化怎样极端也不会出现断层，而断层不出现贫富的分化有机会改进。其二是只要上述的增长率继续，贫富分化的差距早晚会收窄。我当然知道很多中国农民的生活还是很苦，只是认为从重要的动态那方面看我们有乐观的一面。
动态持续愈久愈妙
维护农民劳力收入的增长率非常重要。
想想吧，如果今后五年农民劳力的收入增长能保持过往十年的复息率，五年之后，以今天的物价算，一个农工的每月收入会达到人民币四千。这会把工业的低档次技工推到月入五千多。当然不容易，也没有理论说可以或不可以。事后孔明，我们知道这些年农民劳力收入的高速增长是由县际竞争下的土地灵活使用带动的。泡沫不论，我想不出理由要推出打压楼市的政策来左右上述的发展。
是的，在贫富分化这个重要话题上，北京的朋友要从动态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成熟了的先进之邦怎样看是另一回事，但中国要从动态看还有一段日子吧。只要上述的增长率能继续，这段日子愈久愈妙。
公积效小廉租为祸
回头说协助下层人士的楼房政策，可取的选择不多。目前内地推出的房屋公积金不会有什么作为，尤其是楼价上升他们无缘分享。我们不容易知道一些市民对楼价上升的投诉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拥有的房子，还是楼价上升他们得不到甜头。如果是后者，购买房地产的股票是一种办法，但像楼价一样，有风险。这方面，北京可以考虑推出一种楼房股票指数合约，为了避免影响股价要是外围的，像赌外围马那样，但要由有保障的法定机构执行。房屋公积金于是多了一种选择：购买这指数合约。有风险的，要多赚钱就要多面对风险。
政府提供廉租房不要考虑。香港昔日推出廉租房是因为难民涌至，不给他们提供栖身之所对治安不利。这些廉租房后来搞到一团糟，给穷人定了穷位，虫蛇混杂，黑社会、贩毒等行为集中起来。
经适房的处理方法
政府提供廉价屋可以考虑。这种香港称为居屋内地称为经适房的提供及分配，在内地容易导致贪污行为。要是能处理贪污这一关，适当的做法可不是由政府兴建或让私营建筑商兴建然后限价出售。适当的做法是由政府拍卖土地给私营建筑商，指定要装修好及小单位的面积与变化，然后让私营建筑商在有竞争的市场以市价出售给条件过关的户口。廉价的优待，是政府利用卖地的所得，以近于楼面地价的钱补贴给条件过关的购买户。这样通过竞争的自由市场处理，政府只是少赚或不赚地价，建筑商有利可图，楼房的质量会跟自由市场的取舍相同，除了单位的面积较小其质量不会因为政府提供而下降。换言之，这样处理会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为。
流动大军一条命脉
细想之下，我不赞同政府提供上述的经适房，因为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困难。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还是很多，不少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没有户籍。可靠的数字我没有，但刚过去不久的春运期间，三十八天内不计航空的交通客运量达二十八点五亿人次！这比总人口多一倍以上，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了。在这种各走天涯的人口分布下，目前不许没有某市户籍的购买某市经适房，有欠公允，而如果凡购某市经适房的可获该市的户籍，流动者可能因为一点甜头而被锁住。流动人口会有下降的时候，但今天不应该用楼房政策来左右他们的选择。
我认为流动人口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重要的，跟中国的经济制度配合得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三年多前北京推出新劳动法后，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大军流动起来，迅速地减少了失业及工业区的治安恶化。要改善流动人口的生计北京总可以想出比提供经适房较佳的方法，不要以房为诱而把他们锁住。
要把楼房政策的主导权力下放不打压楼市，不提供经适房，除了我在上期提出的避免楼市泡沫的方法之外，北京应该做什么呢？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把楼房政策的主导权力下放到地区政府去，某些地区以市作主导，大部分让县作主导，除了提供大概的方针北京上头不要管。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干部一般能干。
房地产处理不当对他们的生计有肯定的坏影响。这次北京打压楼市是明显地损害了地区发展的利益：增值税之外，地区政府要靠卖地的收入来搞基建及其他开支。如果地区政府可选择，他们不会抽物业税。水出鱼、鱼饮水，抽物业税会使卖地的收入下降，加上处理物业税的手续麻烦，对地区的楼房发展比不上只卖地不抽税那么有效率。
地区竞争不会搞高楼价
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内地的地区政府会不会像香港那样，搞高地价政策而损害了经济发展及增加贫富分化呢？经济本科一年级的理论说，如果土地及楼房的需求弹性系数低于一，政府为了争取卖地的最高收入会推出土地至该系数等于一而不再放出，过些时日等到需求有所增加再放。这种高地价政策对经济整体的发展是不幸的。
但内地的地区跟香港有两处重要的不同：内地的县际竞争激烈，而地方政府一律重视工、商业的多元化发展。在这样的竞争局限下，只着重增加卖地的收入是自取灭亡。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我分析得清楚：增值税的分成对地区政府重要，而争取这项税收要争取流动的人口给个面子。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下，楼价过高是败局。想想吧，一个县免费提供一幅大地给一家名牌工厂，怎可以那样傻，搞高住宅楼价来把该厂吓跑呢？虽然档次较低的工人可住工厂提供的宿舍，但职位较高或成家立室的，怎会不考虑住宅楼价？我不是说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好得天衣无缝，也说过还有好些细节要改进。但老人家的理论说，北京放手让地区处理楼房，在竞争下必有奇效。
给同学出个试题
最后我要提出另一个有趣的观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两项。其一是增值税，全国划一为百分之十七，县政府分成占该税的四分之一，即产出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
其二是卖地的收入，县的分成占百分之七十五，不同的地区可有变化。我要说的有趣观察，是要某区的楼价上升还是下降，单是调校这两个分成率会生效。
保持县政府的总收入大致不变，提升县的增值税分成率而减低县的卖地分成率，楼价会下降；二者反过来楼价会上升。为什么呢？这会是香港中学高考的大好试题，不知内地同学的本领怎么样。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神奇的制度，很有点妙不可言。两年多前我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写道：北京显然没有充分地赏识他们自己做得对，做得漂亮，做得精彩。看来今天北京的朋友还没有充分地赏识自己发明的制度，也显得我这个老人家的影响力是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