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开展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力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其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其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的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十年分期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以至一度节节败退，甚至今天仍难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和“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道路;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这一逻辑的证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是否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法庭的宽大处理：“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这一仪式。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柴静：因为如果是我
十二岁的孩子，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已经去世，他也被感染，与奶奶，父亲，继母生活，别的小朋友见到他就躲开。
吃饭时，他吃的菜由爸爸夹在碗里，吃火锅的时候，他吃了一会儿，凑了下身子看了一下锅，又坐下了，他爸说“你吃什么”
他端着碗怯生生地说：“粉条”。
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犹豫了一下，说“你夹着吃”。
他立刻说“不，你给我夹”
“夹吧”
他说“你给我夹”
继母在边上说了一句“夹吧”
他爸说“你就夹吧，没事嘛没事，叫你夹就对了嘛”
他迟疑着站起身，看了一眼锅，没伸进筷子，在离自己最近的汤的表面匆匆夹了一片菜叶，坐下来放在碗里，搅着。
桌面上没声音，他解释了一句“粉条没有了”
他爸过了一会儿，捞了一筷子粉条放他碗里。
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决定采访他。但一坐他对面，我就知道这采访的困难，他太敏感了，或者说，他承受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但记者职责是要提出问题，如果问得不准确，时机不对，没有勇气碰禁忌，或者碰了之后掌握不住，都不成。有天看村上春树写非虚构类的《地下铁》，东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施放毒气事件，他写非虚构远远不如写小说，可我理解他的拘谨，只有坐在受害者面前，才能理解那种压力------不管你再怎么想“不能伤害任何人”，但“置身的立场本身就有一种傲慢性”。
采访中他说看这个纪录片公映的时候哭了。我问“是不是吃饭那一段？”
“阿姨，姐姐，你怎么猜得这么准？”他意外地看着我。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就据实说“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受的”
他没说话，眼睛红了。
如果在以往，我可能会停下来，或者问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他一会，说“……怕你心里受委屈……”，就低下了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的不是他而是我。
这句话后来我让编导剪掉了，这不是一个记者应有的反应-----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更不应该流露太多的情绪，但我奇怪的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它只是从心里浮出来了。
后来我翻看笔记，一个月前我看纪录片里吃饭这段时，写过“这真是天大的委屈，让他受了”。在采访那刻，他问我怎么猜到时，这个问题唤醒我那瞬间的感受。
去“采访”这样一个孩子，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傲慢”的立场，唯一削减这个傲慢的方式就是投身于他的感受之中。
3
有读者留言中说“你现在在节目里‘我’多了一点”，是，他们看的很清楚，这需要警惕，有需要克制之处，但这种情况也出乎我的意外。
采访药家鑫案时，张妙母亲在房间里痛哭，她父亲跟我们说着话，我觉得没办法在这样的哭声里采访下去，问他“你不去劝劝吗？”
他说“没有用”脸上都是早被日日夜夜锤打扁了的无奈。
我坐一会儿，坐不住了，回头对摄像说“我去看看”。
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她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只是哭喊，没办法说话。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说“给你，摩托”，我摸他脸，说“大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我事后想，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为什么会这么说话，为什么会作这个动作，这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我的性格在日常生活里也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与药家鑫父亲交谈，他说到后来临刑前最后一面，药家鑫说要捐出眼角膜，他拒绝了，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
我低着头，用笔敲着手“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
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
采访完晚上写工作笔记“以往在采访中都随时控制内容和节奏，但这次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对张妙的家人有这样的感觉，也没有想到会对施害者的“难受”有这样的感觉------最近采访感觉陌生的我，好象摆脱了律令，在自发地做出反应，在新闻调查时，我采访过比这酷烈得多的事件，但为什么我现在反而心里的动静这么大？”
我不知道。
“这种采访象在竹楂尖子上走”我在笔记里写“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这个密密的芒刺上”
4
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谈话，她一个亲戚，50多岁了，最近发生“天翻地覆”的事。“竟然包养了二十多岁的女孩，竟然怀孕了，竟然要离婚”
她说“我就是心疼他，二奶不是个好货色”
“你怎么知道？”
“他们告诉我的，没别的，就是年轻”
“你可以亲自了解一下，不要带判断，不要预设，去谈谈，可能对家庭对他都能是个帮助”
“简直是撞到鬼了，他是我偶像呢，英俊，有才华，善良，这次真是”
“不太有人会十几年一直撞到鬼，你可以象作家一样去问问他”。
我的朋友是一位心灵很丰富的人，也很善解人意，我理解她的震惊与创痛，只是对自身的感受往往会妨碍我们去感受他人。
“有个男人出轨了，”这是新闻，新闻只夺取“最奇特”的一面，“二奶怀孕了”“家族都反对”。这是一个模式，卢安克说过：“不要把我们的认识弄成模式，因为模式只能让我们脱离生活。反而，只有对认识的感受能带我们进入生活。”
文学是有所感受，揭示“最寻常”的一面------人心到底如何？一个男人“为什么”去选择跟一个“让人瞧不上”的女人在一起？家族“为什么”要反对？如果是我置身于他的经验，我又如何？
看看《安娜卡列尼娜》，这故事也只是男女情爱。
但托尔斯泰好象可以钻进每个人甚至动物的心里去活一遍，他并不美化他们，只是深化他们，不管哪个类型-----花花公子调情的满足感和身不由已爱上一个人之后内心的恐怖，一只猎狗接近野鸭子时折磨的乐趣，一匹马在起跑时只用运动表达的本能思维，老官僚的一丁点柔情和他妻子原谅他外遇的全部心理过程……不管他多么爱憎某人某物，但就因为他在理解上有同等的深度，所以人人都平等起来。
我在节目预告时写过，以前我采访不少艾滋感染者，自认为对他们的处境有些了解，但看了赵亮这个纪录片，觉得自己象黄庭坚说的，大雨滂沱而下，大地汲水，万物吸纳，只有庭前大石头，雨落其上“入不得”。
什么叫“进入？”
采访《在一起》时，感染艾滋的刘老师说她有天打车的时候，司机问你去哪，她说了地址，对方有点奇怪，看了她一眼，说“你去那儿干啥？那儿都是艾滋病”。
“我就是”
司机一脚刹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呀”
这句话，足见误解和恐惧之深。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往往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来自议论，而不是感受。
但一切了解的开端，也埋在同一句话里，这句话把我们按在水里，浸没于他人之中。
“你也是一个人呀”。
5
浸没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托尔斯泰听肖邦的音乐会发起火来，“这音乐到底要把我怎样呢？”
敏感的人，有强烈的感受，就会被“怎样”，就会被动，摇晃不安。
但必须冒险置身其中。
有人在药家鑫案的节目后问“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么敏感的题目？”，我想起村上春树在毒气事件中，没有采访那些投下沙林毒气的人。可能是条件限制，他虽然意识到了那些狂热信奉者的某种特点“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但他还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穷尽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笼中的灵魂，不能揭示这狂热背后的“为什么”，“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可见一个作家也会遇到这种痛苦的选择-----要不要认识人，要不要认识那些被认为是恶棍的人，甚至不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只为了认识人的本来面目？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现在我体会，理解是要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感受。
采访花甲背包客时，两位老人说年青时被教育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全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住房和物质，他们不高兴，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感慨“我俩才讨论，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能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这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
他们说，“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
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必然性的悲剧结局，但这与道德无关，他只是浸没在生命之流里，在每一种相互冲突的感觉中，精确地秤量出其中的分量，看见哪一方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的秩序与结构中，什么将是无可避免的“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
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十年砍柴：一个无良官府不配有良民
春秋时期的鲁国朝政一直由三桓把持。三桓，即鲁桓公的后代孟孙、叔孙、季孙三个世家大族，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而鲁国国君，就成为受制于三桓的“虚君”。-----在这种以下制上的不正常政治状态发展到极致时，季孙氏这类大族又由内部的家臣如阳虎控制，此谓孔子所言的“陪臣执国命”，可见一个完整继承周礼的国家，政治规矩隳坏已到了何等的地步。
臧武仲亦是鲁国的大臣，他是一位智者，官声也不错，然家族势力不大，无法与三桓相匹，在如此政治格局下，一个贤明的大臣要想生存下来，难度可想而知，他只得凭自己的智慧和那几个蛮横霸道的世家大族周旋。
邾国是相邻鲁国的一个小诸侯国，常尾随齐国欺凌鲁国，因此两国可说是世仇。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邾国的大夫庶其因国内矛盾，带着自己的封地以及家族来投奔鲁国。这对鲁国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执政的季武子把鲁襄公的姑妈嫁给庶其，并厚厚地赏赐了跟随庶其来鲁国的臣仆。
为了本国的利益，鼓励敌国的大臣背叛国君来投奔自己，现在看来这种挖墙脚行为很正常，但在还残存贵族社会种种礼法的春秋时代，这是缺德至少是不厚道的行为，性质和鼓励儿子举报老子，破坏最基本人伦秩序差不多。
那时候，鲁国民间盗贼四起，季武子找来臧武仲责问：“你为什么不卖力抓盗贼？”因为当时臧武仲担任鲁国的司寇，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主管该国的治安与司法。臧武仲回答说：“没办法整治盗贼，我也没这个能耐。”季武子说：“我有四方边界，在这个范围内抓盗贼，有什么不可以的。再说，你是司寇，抓盗贼是你的职责，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于是臧武仲说了一段大道理，来教育这位指责他不尽职的执政者。他说：
子召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皋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像庶其那样偷了自己国家的土地来投奔我国的，那是大盗。你不但收容他而且高规格礼待他，怎么能让我去禁止偷盗呢？像庶其这样的大盗，你让国君的姑妈嫁给他，还另外赏赐土地，跟随他的人重要的赏给奴仆和车马，次要者赏给衣裳宝剑和腰带，这就是对偷盗行为的鼓励呀。我听说，在上位的人应洗涤自己的心灵，一心一意待人，使人相信他自己定的制度，可以明白地得到验证，然后才可以治理别人。上面的所做所为，是百姓的归依。上面的人不做的百姓有人做了就可以对触犯者加以刑罚，也就没有人敢不警惕敬畏。如果上面的人胡乱作为，百姓跟着做，那是势所必然，谁又能够禁止得了吗？所以《尚书》说，所要强调的德行在这里，要解释的、宣扬的、推行的德行也同样在这里，唯有上帝能记住下功德。因此，自身要言行一致，自己的诚信度才一致，然后自己的功德才可能被记录下来。
这段话让季武子哑口无言。臧武仲说出了一个从古至今都得到应验的政治原理，那就是说，无良缺德的官府，单靠严刑峻法不可能拥有良民。官府和官员是百姓的表率。但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员层贪渎成风，却要求老百姓廉洁简朴；官员层普遍残暴，却要求老百姓仁厚；官员层奢靡放荡，却要求老百姓行为检点；官府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却要求老百姓诚信。------这种自己都不遵守的律条，让老百姓严格地遵循，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其结果必然是：再完备的法律法条都是摆设，官府的宣传不管如何美妙动听，而现实必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隳坏。
杨照：理解风险，对付风险
假想一下：如果你身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病毒，一旦发作起来会严重致命，但是发病几率相对很低的病毒。如果都不吃药，每天这种病毒发作的几率是0.5%。另外有一种特别针对防治堵截这种病毒而设计的药，吃下去之后每天病毒发作的几率，可以降低到0.05%。
现在要问你：你会不会乖乖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服药？尤其如果吃这个药很贵、又很麻烦的话？
用一种乐观的方式来考虑：吃了药，今天99.95%的几率不会有问题，可是就算不吃药，今天也有99.5%的几率能够平安度过。
99.95%和99.5%，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你真的能感受、体会到这两个都几近百分之百的几率的差别？99.5%，我们一般人不就觉得很安全，不会有事了吗？
这样看，你八成不会按时吃药，至少稍有借口就会省掉一天、两天、有几天不吃药吧！
然而换一个方式看，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决定。99.5%的几率，意味着在一千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会有五个人发病死掉。99.95%，则是一万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有五个人发病死掉。
这里有两群染有病毒的人，一群按时吃药，一群却不吃药，2010年1月1日，两群各有一万人，依照这样的感染比率，到12月31日，吃药的那群人剩下八千三百人；可是不吃药的呢？啊，只剩下一千六百人。
那你还吃不吃药？
累积乘以倍数的风险
一天一天分开看，几率没什么差别；单累积一年，那差距不但看得到，而且还大得惊人。
风险危机最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再怎么微笑的几率，一旦累积乘以倍数，就变得显著了。所以短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长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个人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众人团体的风险评估、控管又是另一回事。
孙中山先生说的：“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这句话在风险评估、控管上，至今不只颠扑不破，而且值得反复被强调，值得回到根本上重新理解。
政治必须管理众人，众人具备数量的因素，这事政治考虑上无论如何不能遗忘的原则。在我们个人层次看来微不足道的风险，一旦乘以众人倍数，可就不得了了。
每个人每天在路上遇到死亡车祸的几率，微乎其微。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门开车或走路时，会去预想：啊，我今天要用什么方法避免遭遇死亡车祸？因为微乎其微，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做任何事来予以预防。可是道路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车，数量累积之后，再微小的几率乘以巨大倍数，就还是会造成死亡车祸出现。
每个人都不会遭遇，但事实上以台北市而言，一年有近百人死于车祸中。这样的情况，比前面举的吃药例子，更难让人自愿为了降低几率而去做些什么。
政府要解决整体的风险
就是这种状况，烛照出政府的重要性。政府关照的，是那一整幅众人的景象。正因为面对那么小的风险，正常状况下没有人会有警觉，没有人会愿意麻烦做些什么，大家的基本想法都是：“反正不会是我。”“多做少做反正没差。”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倚赖个人层次的努力，来控制风险、降低风险。
政府的思考方式，就是一种“众数风险”的方式，是如何在大量的数字基础上，降低整体风险。怎么样将今年全年一百零三个车祸死亡人数，明年降低到一百人以下。
为了要减少那屈屈几个死亡数，很可能要大费周章。要调派警力多抓违规酒后驾车，要购买器材多设置超速照相，要改变规定不准红灯右转，部分路段要增加分隔快慢车道的安全岛，另外部分路段反而要拆掉原有的安全岛......
很多措施不只花钱，还转嫁成为大家的麻烦负担。可以转弯的路口不能转弯了，本来不塞车的地方塞车了，更不必提各式各样的罚单变多了。
经过这么多努力，呈现的成果很可能是让第二年的死亡数字，从一百零三降低成九十。然而这样的数字，对大多数人时没有一点点切身感觉的。本来那一百零三人不会是我，当然那多救活的十三个，也不会是我。这是一般人的感受。
从整体的层次，明显的风险依然存在，那九十条人命还都是人命；可是从个人的层次看，却往往只感受到被骚扰、被要求的负担，感受不到平均下来那样微之又微的风险降低。于是个体的要求、反抗，就会不断升高，影响到整体风险控管的空间。更困难的，是面对尚未真正实现过，但一旦实现后果极其严重的风险。核能电厂是最明显的例子。核能运转不可能没有风险，但那风险在短时间内又微乎其微，一旦意外发生必定酿成大祸，两项因素相乘，就构成风险控管上最刺手的难题。
要看那微小几率的一面，因而觉得核能很安全？还是要看那累积放大的倍数，因此觉得核能很危险？还是要看一旦出意外，核能吓死人的破坏力量，因而觉得核能万万要不得？到底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抉择，才是理性有利的？
坦白说，如果没有风险的因素，人类组成政府、政府发挥功能的需要，会小很多。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在看到风险、拿出对付风险的办法来。
对付风险，是那么根本的政府责任，却绝非简单容易的事。政府的政绩，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应该就是在理解风险上有些怎样的洞见，又具备如何的智慧来处理风险了。
旮旯里坐的是总统
网上有白宫决策捕杀本·拉登的现场照片，其中一幅是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执行捕杀拉登的任务时，奥巴马和幕僚们在白宫局势研究室(Situation Room)，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监看卫星实时传送的视频。（图中左起副总统拜登、总统奥巴马，右起国防部长盖茨、国务卿希拉里。希拉里前面一份文档因为保密原因，被打上马赛克。）
这样一群咳嗽一声全世界都会感冒的人，在一个足以左右世界局势的房间里，监看着一个国家与一个人的战争的最后战果，现场高清图片能公开发布，是件很令我感到很惊奇的事情。这是因为，在我有限的认知里，莫说是高级首长，就算是贫困县的书记县长，类似题材的照片都是不宜即时公开的。当然，有利和谐稳定、反映伟大成就、展示亲民风采的相当正面的照片除外。
更令人惊奇的是，奥巴马及随身的幕僚不过十数人，竟把一个堂堂的白宫局势研究室挤得满满登登。由此可知，这个著名的所在也不过如此，其面积估算起来，也就与我们的科级领导的秘书办公室大致相当，实在是缺少了点大国风范。不仅如此，那会议桌、那墙壁，看不出豪华装修的痕迹，满屋子透着寒酸气。真不明白，这见多识广的美利坚的高级官员们，怎么就不到我们这里哪怕是一个县处级单位，取取改善办公环境的经，居然可以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还能忍受得住？
办公环境差也就罢了，不像话的是，白宫的“机关事务管理局”似乎根本没拿领导当干部。会场内没有时鲜的水果，没有可口的饮料，连周九耕同志都能抽得起的“九五至尊”也没有一包。会议桌上看到的只是一次性纸杯，总统面前隐约可见的水瓶，里面大概也只是清水而不会是“红牛”。
让人看起来不习惯的，还有室内的座次。无论是实际所处的位置，还是照片布局中的位置，本应处在正中的奥巴马被挤到了犄角，绻着身子坐在一张小得可怜的椅子上，连他身边那穿着军装的家伙，坐的椅子都比他的大，看起来也比他的舒适。如果不是他那张为世人熟识的脸，根本就看不出来旮旯里这个人，居然是美国总统。这样喧宾夺主的照片，也敢拍摄并敢公布出来，这就是在我们的某省某县网站上，也根本是不会被审查通过的。
再细看一下他的那些幕僚，无论是坐还是站，倒是一个个气宇轩昂，似乎他成了不起眼的陪衬人。而他似乎对下属们这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僭越的行为，丝毫没有在意。看来，他是习惯了与下属们这种随意性的相处，他更关注的是眼前捕杀行动的情况。我就在想，这要是在我们这里，哪怕是一个乡镇的活动，镜头中的领导，一定会身居正坐，气度不凡地运筹为幄着，而在场的下属，则会一个个表情严肃地听取着领导的指示，岂能如奥巴马的同僚那样抢了领导的风头？
总之，这张照片说明一个问题，在对待领导这件事情上，奥巴马没把自己当回事，下属们也没把他当回事，都太没有规矩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在下属面前不把自己当回事的领导，却在随后的电视讲话中，说出了全世界都不能不当回事的话：“今天我们再次印证只要美国下定决心，这个国家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实现。”这，可能才是老美想要的规矩。而这种规矩，恐怕也只有在会议室中不那么讲究规矩的一群人，才有资格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