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
从诞生于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掀起的承包旋风，人们惊喜地发现，包和不包的结果还是大不一样，于是人们普遍相信“一包就灵”的神话。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承包开始显现出它在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上的局限性，尤其是当那些曾经辉煌的国有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想当然地将“产权改革”作为推动企业成长的法宝，由此出现了中国式MBO。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让数亿人摆脱贫困。但在某些领域，对于市场的推崇开始走向对市场的迷信。
[中国商业60年]关键词：单位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马向阳
在一种过于功利化的追求之下，组织成为了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地方，从不信任感到才能价值不能充分发挥，当下中国的商业组织距离德鲁克的商业“理想国”依旧非常遥远。
在中国，单位是政治组织中一个最小的社会单元。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在单位“坚冰”还没融化之前，《纽约时报》记者弗克斯.巴特菲尔德来到北京饭店借宿。接待员两次问他：“你是哪儿的？”这位美国人被问得张口结舌。服务员告诉他：“我们只给单位安排房间，不对个人。”后来又解释：“在中国，每个人都有单位，你得找你的单位，要不无法给你安排房间。”
这位准备到北京来建办事处的美国记者，很快就领到了第一个新任务：去找自己的单位。可外交部新闻司、中旅社、服务局都将他拒之门外，最后经美国驻华大使向中国外长致函，外交部同意代管他，“当”了一次他的单位。巴特菲尔德住旅店的事才得以解决。
若干年后，巴特菲尔德在他一部名为《苦海沉浮》的回忆录中谈到1979年那段难忘的北京之行时特别提出，中国单位体系的核心，就是将个人拴在单位上，类似“工业化时期的封建主义”。这样的提法未必准确，但指出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单位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的政治功能及其效用。
把个体和单位的关系比喻成鸟和鸟笼也许会更贴切。在提供一日三餐、身份和安全感的同时，单位同时也设置了个体的活动边界和做事尺度。在中国，单位被寄予了太多中国情境，在西方语境中找不到准确的对应词，只能用汉语拼音来指称。无怪乎有人说，一个人生活在中国，一生中都离不开这三件东西：出生、单位、死亡。
个体与单位的关系在中国的演变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开始，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管理细胞而存在；到1978年改革开放，“下海”潮的兴起不仅是个体对单位的主动告别，更是其从政治人向经济人转变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国企改革而出现的下岗工人，最先体会到了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转型中的阵痛。
然而，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无论是主动下海，还是被动下岗，独立后的个体不仅要面对失去单位的痛苦，“去单位化”更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丧失和突如其来的外部不确定性。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信任感和关联度变得越来越微弱。
今天，许多人对单位的怀念，恰恰凸现了今天商业组织的困境：在保留温情和社会发展之间，在身份独立和组织认同之间，人们远未获得平衡。单位对经济能力的追求在失去目的性之后，演化成了一种从精神到文化都存在诸多问题的组织。
2004年联想集团大裁员之后，一名被裁的员工在网络上发表了题为“公司不是家”的文章，引发了讨论热潮。在一种过于功利化的追求之下，组织成为了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地方，从不信任感到才能价值不能充分发挥，当下中国的商业组织距离德鲁克的商业“理想国”依旧非常遥远。（文/马向阳）
[中国商业60年]关键词：承包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王婷
由于承包制在本质上是在回避产权问题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种改革，因此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并没有提高生产力。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包就灵”的思维定势，却为其后中国企业“迷信”于产权激发生产力，埋下了种子。
1984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张贴者是该厂业务科长马胜利。他提出由他承包造纸厂，年底上缴利润70万元，工人工资翻番；如果达不到目标，自己甘愿受法律制裁。
此举震动了整个石家庄。半个月后，马胜利如愿以偿地成为石家庄造纸厂厂长。当年，他果然完成了140万元的利润，次年实现利润翻倍，达到280万元。1987年，马胜利宣布成立“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并开始在全国20个省市陆续承包100家造纸企业，一时间名声大噪。
然而，马胜利并非是承包制发展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实际上，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社会主义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拓展、从以国民经济发展为重点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转变的体现。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18位农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这一举动成为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起点。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承包责任制作为大家熟悉的一种模式，开始成为企业改革解决“两权分离”的一种方式。马胜利所引起的承包“旋风”正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个不容忽视的历程——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探索阶段的缩影。
马胜利承包后，大刀阔斧地改革了产品结构和销售制度，根据市场需求淘汰不受市场欢迎的过时产品，设立了“开辟新客户有奖”的规定，规定销售员开辟一个大客户奖励十元、招揽一个小客户奖励五元。经历了漫长的“干多干少都一样”的阶段之后，承包制不仅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更通过企业内部的生产责任制，产生了强大的激励作用，因此在实行初期便显示出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很快，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和难以突破的瓶颈，让人们在承包制日渐深入的同时，开始反思承包制的局限性。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的承包制实践也在后期遇到了诸多阻力。二汽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实行全面的承包制，即把承包制从“二汽”与国家的关系推进到各分厂内部。由于二汽是中国支援“三线”期间建立的大工厂，不同分厂坐落在不同的山沟中，因此每个山沟、每个分厂一种文化，这造成了它特殊的多种亚文化共存的现象。
承包制通过对每个山沟的分厂厂长的放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动力。但由于二汽是一个对专业化协作要求很强的汽车企业，各部门之间需要密切的内部协作，但层层承包却使协同变得极其困难。效益不同的部门之间形成互相攀比之风，利益不均衡产生出利益冲突。为避免来年承包基数加大，效益好的部门产品会出现热销产品丢失、从灰色渠道流出企业的事件。再次，各分厂承包后，内部利益和福利的巨大差别，影响了资源的合理分配，导致内部腐败和矛盾滋生。
由于承包制在本质上是在回避产权问题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种改革，因此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并没有提高生产力。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包就灵”的思维定势，却为其后中国企业“迷信”于产权激发生产力，埋下了种子。（文/王婷）
[中国商业60年]关键词：国企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彭韧
国企这个概念几乎可以说是伴随着共和国一起诞生的。从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企业”的萌芽，到后期模仿前苏联工业体系而建立的国营企业，再到改革开放后重新进行定义的国有企业，直到今天以央企为代表的“新国企”集团，在同样一个词的概括下，国企的内涵却在不断发生着演变
国企这个概念几乎可以说是伴随着共和国一起诞生的。从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企业”的萌芽，到后期模仿前苏联工业体系而建立的国营企业，再到改革开放后重新进行定义的国有企业，直到今天以央企为代表的“新国企”集团，在同样一个词的概括下，国企的内涵却在不断发生着演变。
最直观的观测指标，莫过于老百姓们对于国企的态度。在60年间，国企经历了被人们趋之若鹜到弃之若履，如今又重获吸引力的完整的一个轮回。中华英才网日前发布的“第七届中国大学生最佳雇主调查报告”中显示，34.1%的大学生将国企作为了求职的第一选择，这是国企第一次压倒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成为了大学生的就业首选。回顾历年的调查还会发现，选择国有企业的大学生人数比例在过去的三年里翻了一倍多，其主要原因来自国企员工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的改善，以及国企相对于外企来说更加稳定的雇佣关系。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时，大学生对于国企普遍的厌弃和对外企的热衷。
始建于1954年的武汉锅炉厂，是在苏联援助下建立起来的我国第一批大型国有企业
国企对于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功不可没。早在解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一些公营企业。建国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接收国外垄断资本和改造民营资本，新生的中国政府借鉴前苏联的工业体系和建设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体系。国营企业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企业层面最重要的体现，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基本的物质条件，这为它赢得了“共和国长子”的地位。
不过，“长子”所承担的责任也必须与其地位相符。在建立起一个近乎完整的商品生产体系的同时，国企也建立起了一套覆盖在职员工、退休员工甚至家属在内，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甚至婚丧嫁娶等几乎全部生活事务的庞大福利制度。这套随着员工的老化越来越令企业不堪重负的福利体系，以及国企内盛行的大锅饭等低效率生产方式，终于让它在改革开放后，无力面对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挑战而陷入严重亏损状态。
2003年，刚刚上任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新加坡考察淡马锡集团后，将淡马锡所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视作解决国企脱困难题的完满答案。淡马锡是一家新加坡财政部拥有100%股权的投资公司，它掌控了新加坡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企业，旗下公司无一亏损，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通过国家控制的私人企业来进行投资，主导了以私营企业为主的资本市场。
但即便是对于国企前景最为乐观的观察者，也没有想到国企的复苏会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迅猛。从2003年开始，央企的资产总额便开始以每年平均1万亿元的速度猛增，央企的利润也在2007年达到了近万亿元之巨。即便是在被认为经济低谷的2008年，央企的增长节奏仍然没有明显放缓，在海外收购上更是显得霸气十足。
但我们仍然很难对国企经营困局的扭转只是单纯表示欢呼。当央企所占据的产业领域大多为垄断性质或者上游资源性产业时，所谓利润，其实更多的是对社会整体产出的切割和再分配，而非真正的价值增值或者效率改进（李荣融曾经形象地比喻，央企是要踢世界杯的，他意指央企的目标是要与全球顶尖企业在主流的产业领域进行竞争，但这难免会让人担心，体育界盛行的举国体制也会沿袭到经济领域中）。以国家力量集中优势资源进行国际竞争的方式，其实并无益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改进，即便在新加坡，淡马锡旗下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仍然不及私营企业。但无论如何，国企的几番沉浮让我们不再迷信产权改革的神话，也更能够让人认清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秉持的独特理念。（文/彭韧）
[中国商业60年]关键词：中国式MBO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李少卿
作为一种发端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企业治理模式， MBO在欧美企业界一直不乏成功的案例。但将MBO引入中国的“嫁接”行为却产生了“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效果。
产权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焦点问题，按照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产权不明晰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关键所在。
而作为一种发端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企业治理模式， MBO（Management Buy－Outs，管理层收购，主要是指公司的职业经理层利用借贷所融资本或股权交易收购本公司的一种行为）在欧美企业界一直不乏成功的案例。但将MBO引入中国的“嫁接”行为却产生了“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效果。
当名噪一时的四通投资有限公司（即新四通）成立时，很多人寄望于通过“中国式MBO”帮助它实现飞跃。但事与愿违，今天当我们再次谈起四通公司时，除了还能记得它曾是打字机之王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印象。类似的案例层出不穷，这让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式MBO”实行的环境和条件提出了质疑。国外实践证明，MBO在激励管理层的积极性、降低代理成本和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等方面的确能够起到积极作用。那么，中国式MBO的症结何在？
在国外，MBO主要被作为一种多元化集团剥离边缘资产和企业反收购的手段，而且是一种典型的市场行为，其收购价格往往是以市价为基础，经收购者和目标公司的讨价还价来确定；而在我国，MBO的基本目的就是产权改革，从目前已完成的MBO案例来看，大部分都是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根本不存在公开竞价环节。因此管理层有着强烈的动机来促成MBO的发生，但随之而来的债务压力将使得管理层倾向于短期行为，这导致了MBO后企业高派现和经营状况恶化等现象。
2004年，在轰动一时的“郎顾之争”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指出，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尚未发展成熟，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缺乏信托责任意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可能利用有关法律制度的缺失，通过暗箱操作，自己制定价格，在国企改制中“合法”地侵吞国家财富。郎咸平用“保姆理论”解释这一现象：保姆把主人的家收拾干净本来是天经地义，但保姆在收拾干净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主人，而这种行为的根据就是，保姆在拥有这个家后会更加注重清洁。确保公正性的关键在于，在此过程中保姆是否付出了应当付出的对价，以及保姆在购买主人家产之前是否有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家产动了导致贬损的手脚？
郎咸平的观点引起了从学者到民众的巨大反响，尽管弹赞不一，但总体而言，产权改革不再被视作提升企业效率的灵丹妙药。主流观点更加认同的是，在众多国有企业管理层缺乏信托责任意识的局面下，应尽快树立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观念。（文/李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