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制造”的崛起。然而，眼下的“中国制造”正陷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成为全球无数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中国制造却一直徘徊在价值链底层，始终难以撕下廉价与低质的标签。
这是因为，“中国制造”在获得规模上的高增长时，丢失了原本最有价值的制造内核。在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的轰鸣声中，人们丢弃了日后被很多成功日本企业视为学习范本的“鞍钢宪法”，粗放加工为主的制造替代了精工生产的“上海制造”，身怀“绝活”的“八级工”被“农民工”所取代，师徒传承也从此断代。
中国制造的出路，也许并不是技术或品牌的快速提升（且不论这是否可能），而是如何回归制造的核心价值，重塑中国制造的精益精神。
[中国商业60年]关键词：鞍钢宪法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李少卿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我国派人去日本学习企业管理经验时，有日本人介绍，很多成功的日本企业的管理方法基本都学自“鞍钢宪法”——这提醒我们，一些原本属于中国的优秀管理方式，已在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轰鸣声中悄然流失。
除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和战天斗地的精神气质，毛泽东时代还为中国的制造企业留下了一些企业管理的遗产，鞍钢宪法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用现代管理方法的眼光来审视它，就会发现它身上甚至包含了很多非常先进的成分，比如极其类似于“丰田生产方式”的理念和做法。
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部分国营企业都模仿苏联模式，采用了专家治厂的“一长制”，强调工人对厂长的绝对服从。这套管理方式实际上照搬自苏联最大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钢铁联合企业，由于其对工厂管理完整的规范、规则甚至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因此或名为“马钢宪法”。
印有“坚持鞍钢宪法，高举大庆红旗”的笔记本
马钢宪法实际上与当时占据世界主流地位的“福特式”管理体制十分相似。它认为企业应该以垂直命令为核心，工人按照技术性分工，将工作任务分割为小块，低技能工人稍加训练即可胜任。每个工人需完成的动作和工作的速度，由横向分割的科层化管理部门控制的技术系统决定。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管理模式的弊端不断突出，企业组织内部极度的等级制劳动分工造成的激励问题，使通过劳动过程的科学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日益困难。毛泽东因此主张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寻找中国企业自己的管理方式。当时大型国营企业的龙头鞍钢，就在这一背景下开始推行一套旨在挑战僵化的“一长制”的管理方法，毛泽东高度评价其为“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的精髓可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极大地解放了工人，提高了工人参与生产创造的积极性。鞍钢工人在此期间提出了几十万条有关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建议，初轧机的产量接近翻番地增长。
“鞍钢宪法”所体现出的民主管理的精神很快被世界其它国家所借鉴，日本在删除了“两参一改三结合”中的“干部参加劳动”后，保留了“工人参加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的内容，形成了“丰田管理方式”。而创造了日本制造业奇迹的“丰田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通过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随时随地解决“无库存生产方式”中出现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我国派人去日本学习企业管理经验时，有日本人介绍，很多成功的日本企业的管理方法基本都学自“鞍钢宪法”——这提醒我们，一些原本属于中国的优秀管理方式，已在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轰鸣声中悄然流失。（文/李少卿）
[中国商业60年]关键词：上海制造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李少卿
建国后，制造业最为发达的上海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为全国人民制造优质耐用消费品的重任，创造了以工艺精湛著称的“上海制造”。
以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和蝴蝶牌缝纫机为代表的“上海制造”，是个曾经寄托着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和希望的词汇，但它已随着时代的变迁几无痕迹。在依靠低附加值的生产模式快速发展了十几年后，中国制造业开始重新审视“制造”这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词汇：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端生产并不是“中国制造”的天然定义，上海制造这个曾经辉煌的字眼留给当代企业的不只是对于历史的追忆，而应是一种属于中国的“制造精神”。
上海制造业的发展，最早得益于清末民初外国企业的大量渗入。这些外商工厂以及随之建立的本土工厂逐渐培养了一批手艺娴熟的学徒工，尤其像制作钟表这样的高精密度手工艺技术工。学徒们从最简单的零件加工和修理开始，依靠师傅的面传身授，逐渐成长为当时十分稀缺的熟练工匠。
建国后，制造业最为发达的上海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为全国人民制造优质耐用消费品的重任，创造了以工艺精湛著称的“上海制造”。
以上海货为代表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
钟表曾是“上海制造”的标志性之一。建国初期由于物资匮乏，上海手表厂连一台专业的制表机床都没有，工人们只能因陋就简，用普通机床替代专用机床，绣花针充做钻头，口琴簧片做齿轮，伞柄制作轴芯，就这样制造出第一块“上海”牌A581型手表。这块手表当时每昼夜走时的误差正负仅为60秒，时至今日，全球机械表的允许误差也不过为每昼夜35秒，足以显示出其工艺之精湛，这个型号的手表后来便是闻名全国的“总理表”。
“上海”牌手表的出现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已经超越了流行的概念，“上海货”在国人心目中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甚至超过随后人们对日本电器的崇拜。以上海货为代表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俨然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家庭生活质量水平的通用衡量标准和身份的象征。一块“圆头白面”的“上海”牌手表在当时的价格高达120元人民币，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半月的工资。
即使价格如此高昂，上海手表仍是供不应求。上海手表厂成立第一年就卖出了13,600只手表，到1968年，其销量突破了100万只。行业的“春天”带动了一个结构完整的产业链集群的形成。到1990年，仅上海一地便有24家钟表工厂、一个专业研究所、一所职工大学、一个运输队、两家合资企业，从研发、培训、制造、运输，与制造钟表相关的功能一应俱全。
但不久，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珠三角制造成为“中国制造”的新代表。广东手表不再以工艺复杂、成本高昂的手工机械表为主，转向能批量生产、农民工稍加培训即可胜任的电子表。依靠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和简单的工艺，质量较差的电子表甚至降到几元钱一块，价格开始代替质量成为消费者购买时的首要选择，手表顿时在中国从奢侈品变成了普通商品。
上海产品虽然质量较好，但仍无法与国外品牌相抗衡，在价格上也抵御不住国产廉价商品的冲击。1998年，当欧米茄形象大使辛迪·克劳馥在上海街头的广告牌上对路人微笑时，上海手表厂正式申请破产，辉煌一时的“上海制造”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上海制造”的隐退，标志着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进行低端生产的“广东制造”成为了“中国制造”的新主流，中国商品开始成为了低价、低品质的代名词。（文/李少卿）
[中国商业60年]关键词：中国价格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杨菲
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大踏步地高速发展，并一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当廉价成为中国制造的代名词时，人们却开始停止欢呼，转而思考中国制造业低附加值的困境与出路。
2005年5月3日，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在巴黎为大家算了一笔账：中国近期对法国空客公司下单30架飞机，其中五架为世界最大型民用客机空客A380。而每一台A380需要中国出口约8亿件衬衫才能够换取。
尽管薄熙来当时发表这番言论的初衷，是为了消除中国纺织品大量涌入欧洲市场给当地带来的恐慌心理，但此言一出，却引来了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薄部长“八亿衬衫换一架空客”的对比痛戳了中国出口产品利润率低的软肋。
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大踏步地高速发展，并一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当廉价成为中国制造的代名词时，人们却开始停止欢呼，转而思考中国制造业低附加值的困境与出路。
美国唐人街商店内出售的产自中国的灯笼等商品
1978年8月，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仅仅13天后，广东东莞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就迎来了它的第二次生命。由于地理位置邻近港台，香港一家名为信孚手袋制品的公司看中了内地的低成本劳动力，决定在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的基础上同这家工厂进行出口加工合作。工厂则利用加工服务所创造的价值按照每月20%的比例分期偿还对方在其他各方面所给予的支持。这种内地同港方的贸易合作方式后来被称为“三来一补”，即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1978年9月15日，太平手袋厂正式投产，成为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投产的第一年，工厂便获利100万元加工费，创汇60多万港币。随着太平手袋厂的成功，“三来一补”企业在广东遍地开花。到1984年，东莞一地的“三来一补”企业就已经超过千家，出口加工收入达4580万美元，创汇1.4亿美元。
1988年1月，政府正式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指导思想。所谓的“两头在外”是指，企业把生产销售环节中最初的产品原材料和最后的销售目的地定位于海外市场，在本地进行产品加工服务。“大出大进”则代表政府发展外向型经济在贸易规模上的期望，有大量的进口原材料才能够完成大量出口的贸易规模,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在“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指导下，以广东珠三角地区最为典型的“三来一补”出口加工型企业，迅速在纺织、家电、鞋帽、家具、塑料制品等领域占领了国际市场。外贸出口量最多的电子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高达40%。1981年，加工贸易只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6%，而1998年最高峰时已超过净出口比重一半，达到53.4%。虽然近年比重有所下降，但2008年的数字仍然高达41%，贸易顺差在2005年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
外向型贸易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根据《经济学人》杂志智库（EUI）数据测算，从1990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平均GDP增长率为3.18%，而中国的平均值则高达9.74%，稳稳占据世界GDP增长速度第一的位置。
然而，走过了井喷式地粗放型增长期，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开始显现其弊端。尽管中国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但在劳动生产率这项指标上却仍和发达国际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在EUI全球平均劳动生产率中，中国排名倒数第七。
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被定位在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和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为代价的制造环节上，这个角色由于对产业链的价值分配无力置喙而只能屈从于微薄利润。中国厂商以七美元左右的价钱卖出一件衬衫，但当这些Made in China的产品跨洋过海后，身价便涨到约40美元。中国厂商仅能从中获利10%，即4美元左右，剩余90%的利润全部被品牌和销售商瓜分。（文/杨菲）
[中国商业60年]关键词：八级工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罗东
“当学徒的拜师傅，往往先打听这个师傅是几级工”——这些几十年专心从事技术工作、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老师傅可称得上那个年代“最吃香、最受人尊敬的职业”。
1956年，在工业建设为基本任务的大背景下，全国为消除工分制的弊端，将工人的技术等级和工资挂钩，按照产业分为八级工制。由此，“八级工”便成为人们心目中技艺精湛、精工细作的顶尖工匠的代名词。
一段对八级工师傅的回忆录里提到某位著名的八级工Z师傅，“有一个绝活儿，全厂上万个零配件，Z师傅不看图纸、不看账本，能够随口说出这个零配件的安装位置、规格尺寸、加工要求、库存数量、库存位置、生产厂家等。”当时甚至有一句歇后语“八级工拜师傅——精益求精”。
在当时很多工厂中，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钻研精神的八级工们，实质上承担了生产现场工程师的职能。在以精益制造闻名的日本工厂中，正是现场工程师这一角色确保了生产现场能灵活精准地实现产品设计中各种苛刻的技术要求。
在工厂这个小社会里，八级工不仅是年轻人心目中的明星，甚至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有些工厂引进最先进的机器，只有一些八级工有权操作，普通的学徒和工人摸一下都难，即使是厂长想碰都得先获得八级工们的批准。
工厂里的年轻学徒工们很少有“赶紧脱下脏兮兮的工作服”进办公室的念头，常常将成为八级工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对新工人而言，成为八级工称得上一条攀登技术高峰和发展综合能力的漫漫之路。上世纪50年代初，大连机械厂试行八级工制度的时候，对各级工资标准所需要具备的技能可见成为八级工的要求之高：当时规定，一级工、二级工分别为学徒和帮人工作者；能独立完成一部分熟活的工人为三级；而到了七级，就要具备一定领导能力、有熟练的技术，还要懂数学。
一旦成功跃身为八级工，不仅是一种荣耀，还可以获得令人羡慕的收入。在辽宁的一个县里，收入最高的公职人员——团级职称的县长一个月也不过117.5元工资，而一位印刷厂的八级工能够拿到91.5元的月工资。
“当学徒的拜师傅，往往先打听这个师傅是几级工”——这些几十年专心从事技术工作、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老师傅可称得上那个年代“最吃香、最受人尊敬的职业”。
八级工制度一直延续到1985年的又一次全国性工资改革时期，许多企业开始试行浮动工资制、结构工资制、岗位工资制等基本的工资制度，八级工制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八级工制度无疑是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的一个未成熟阶段。然而从昔日的“八级工”身上，可见一种今天日渐稀缺的技术工人的优秀特质——视手艺为一生归宿。对中国企业而言，如今屡见不鲜的“缺乏高级技术人才，导致不敢接国外订单”的现象正是“八级工精神”失落后的恶果显现。（文/罗东）
[中国商业60年]关键词：农民工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罗东
这次经济危机既是农民工向熟练工人转型的一次机会，也是中国制造转型的机会。
农民工是中国制造中的一个特殊人群。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陆续向有更多就业机会、能提供更高收入的行业和地区转移，尤其是制造行业。他们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丰富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但并不稳定，“流动就业”是农民工的一个主要特点。
由于亦工亦农的身份，农民工通常会“以年为周期在城乡和地区流动”和“以农业生产为周期，利用农闲时间外出打工”两种方式进行候鸟式的流动，但对于每次返乡后的下一站，他们也不确定。一些地区曾出现过的“民工荒”现象，就体现了农民工的流动性之大。2005年春，珠三角企业面临着超过200万的用工缺口，但从全国范围看，并非劳动力总体供给不足，而是大批农民工涌入了长三角和其他省份。据当时农民工输出地安徽省阜阳铁路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春运发送的旅客中，去上海方向的旅客比上一年增加了30%，广州方向的则下降了20%。
农民工不仅在地区之间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他们的行业和工种也是不确定的。许多农民工的职业规划是，凭借劳动力寻找就业机会或获得更高的收入（不只是工资），而非专心学好一门手艺或技术。他们跳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职业发展规划或提高技艺。一份针对“80后”农民工的调查显示，“80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他们平均每人每年换0.45次工作，而生于50年代的人仅为0.08次。这其中，近一半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则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只是“想换个环境”。对农民工来说，优厚的待遇不但可以让他们从制造业的“车工”转行为建筑业的“搬运工”，也可以让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工人”的身份。中国2005年之所以出现民工荒，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农民收入提高了，许多农民工因此不再愿意外出打工。
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附近准备返乡的民工
造成民工荒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脆弱”。其实，无论是“民工潮”还是“民工荒”，都和民工对工作的态度是“辞了找、找了辞”有一定关系。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由城镇居民构成的技术工人往往在一个单位一干就是一辈子，他们从学徒成长为高级技术工人、再在单位退休，他们的特点是没有流动；农民工则像是另一个极端，他们和企业——已经不能称之为过去意义上的单位，就是简单的雇佣关系。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打一年工挣一年钱”，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据有关报道称，珠三角一位吸塑厂的老板就说过：“（企业）不是招不到工人，而是招到的工人留不住。”2005年年底，这个厂中的50名工人走了40名，再加上以往的零散辞工，该厂全年工人流动率远高于100%。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正在如麦肯锡所预言的那样，陷入人才短缺的危机，而同样与丰沛劳动力数量形成对比的则是，专业技能的工人大量缺乏。2008年的相关数据显示，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仅占20%左右。持续的流动而不是迁移，使得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别说形成稳定的工厂社区，形成知识的沉淀、积累和传承，即使是他们自身对某一门手艺的积累也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会不会长期做工人这份职业都还难说。这都使得农民工群体尽管在数量上快速增长，但并没有产出一个充足技术工人阶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民外出务工人员不足200万人，而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25亿人）。我国近年来“民工荒”的新趋势就反映了这点：许多企业即使高工资也招不到工人，这并非因为劳动力不够，也不是劳动力转移到其他地区了，而是企业根本就缺少符合要求、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技术工人。
而这次的经济衰退可能是一次机遇。即使在经济危机中，熟练工依然是抢手的招聘对象，而大量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则成为危机的受害者。为了在经济衰退之际提升国家竞争力，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职业培训计划，例如在制造重地广东省，2009年的职业培训计划就增加了三倍，共400万名工人参加了三个月到半年不等的培训。这些培训不但帮农民工提高了职业技能，而且由于单个员工的生产力提高了，企业降低单位产量的劳动力成本也将随之降低。因此，这次经济危机既是农民工向熟练工人转型的一次机会，也是中国制造转型的机会。（文/罗东）
[中国商业60年]关键词：师徒传承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党永嘉
“师徒传承”这种逐渐消失的古老关系正在被重拾。无论是柳工这样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还是台积电这样的高科技公司，都正在从师徒制中寻找突破制造品质天花板的答案。
“师徒传承”这种逐渐消失的古老关系正在被重拾。无论是柳工这样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还是台积电这样的高科技公司，都正在从师徒制中寻找突破制造品质天花板的答案。
解放后的大部分工厂，都会为新进的年轻人分配一位德技双馨的老工人作为师傅，在2－3年的学徒期中，师傅的角色不仅是授业的老师，指导年轻工人学习生产工艺技能，还兼具着业务领导和思想指导的职责。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海外金属结构厂至今保留着20世纪60年代流传下来的《以师带徒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表明，师傅有权对不听指导的徒弟进行批评教育，可以根据徒弟的实际表现建议按期转正定级或延期转正定级，甚至还可以解除协议。
对于年轻工人来说，师徒关系还是他们熟悉、融入组织乃至社会的重要途径，师傅除了负责教授专业技术、操作技能之外，还要关照徒弟的生活，并成为他的“心灵辅导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仅代表着一种长幼尊卑的儒教社会伦理，同时也是师傅与徒弟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企业开始从对技术和产品质量的追求变为对数量的追求。机械化生产加上大量涌向城市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企业的生产方式与雇佣模式都发生了改变。在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看来，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只是人与机器的冰冷对话，工序也可以化解为标准的生产步骤，因而，知识和技艺都可以被固化为工艺手册上的文字，师徒面授的传承方式也就不再需要。
上世纪60年代，东北一工厂车间里老师傅正在教徒弟
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其实还存在着大量依靠员工自身经验积累而来，依靠口口相传的隐性知识。学徒们只有长时间地跟在师父的后面观察揣摩，才能学会如何选择不同产地和季节的菜蔬，学会不同烹饪手法中火候的掌握，以及中式菜谱中具体含义千差万别的“盐少许”。
真正的能工巧匠是那些能够拿捏微妙分寸的人，拿捏与微妙本来就是不能被量化和记录的，因而这种“能”与“巧”的传递更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在制造业中，尤其是精益制造中，隐性知识对产品的重要性更为明显。例如虽然机械焊机已经发展到可以全机械化操作或是利用机器人来操作的地步，但是在运载火箭、发射设备等这些代表着科技发展最前沿的产品生产上，关键的地方还是需要手工焊接。
另一方面，师徒传承关系也提供了一种以职业为基础的“共同体关系”，师傅对徒弟拥有教育的权利，也承担似师似父的职责。
红都制衣的服装总监严瑞环如今已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山装制作技艺的继承人，31年前，插队回京的严瑞环考入了北京市人民服装厂（红都制衣前身），师从曾为几代领导人制装的田阿桐师傅，“关起门时师傅对我们非常的严格，但是在外人面前，师傅总是护着我们。师傅为我们争取了很多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比如，第一次进中南海就是师傅带着我们去的；如果有重要的客户来了，师傅也会介绍给我们。”即使是现在谈起已故的师傅，严瑞环依然感到感激和骄傲。
当人们想要撕掉贴在中国制造上面廉价与低质的标签、探寻精益制造的内核时，师徒传承的意义与作用重新被人们认知。如今，在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的基础上，制造强国日本依然保留着师傅带徒弟的传统。而在中国企业中，很难保证一线生产工人拥有完整的职业发展路径和晋升梯度，因此无法消解私人知识传授的后顾之忧。（文/党永嘉）
[中国商业60年]关键词：红旗轿车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谢璞
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红旗的尊崇地位是与其稀少的产量紧密联系起来的。随着汽车市场的开放，一方面诸如劳斯莱斯、法拉利等国外高端品牌纷至沓来，另一方面是“小红旗”试图进入“寻常百姓家”的自降格调，无疑给红旗这一高端品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曾几何时，由于只配备给所谓的“四副一高”——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和最高法院院长以上人员，红旗轿车一度成为了中国最高等级的身份象征。然而，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史象征的红旗轿车却逐渐失去方向，沦为“中国改造”甚至“中国仿造”。
1958年，中央向长春一汽下达了制造国产高级轿车的任务。由于没有轿车的设计能力，一汽工人以吉林工业大学借来的一辆克莱斯勒帝国C69为“蓝本”，根据民族特色改进后，手工敲打出了第一辆红旗轿车。随着产量提升，红旗车的供给范围从“四副一高”扩大到了各部委领导、各省市级领导以及驻外使馆，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特殊的政治使命注定了它的不惜成本和手工作坊式生产，计划经济的体制逻辑在无意间也造就了“红旗”这一轿车高端品牌。
随着量产，红旗轿车的质量问题也逐渐暴露。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红旗停产的指令：“‘红旗’牌高级轿车因油耗较高，从今年6月份停止生产。”——油耗过高仅仅是表面原因，背后则是在一次接待外宾时，一辆红旗轿车“抛锚”了，所幸，司机果断地将汽车冲向土堆才得以保障了外宾的安全。
1960年，红旗CA72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展出
随着停产指令的下达，“红旗”也开始了它的摇摆。1984年，一汽获得了与奥迪合作的机会，此后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用克莱斯勒发动机配备奥迪100轿车车身，于1996年改造出了“小红旗”。红旗轿车告别了手工式生产，进而步入到“小红旗时代”。
心情急切的一汽对于“小红旗”的生产期望甚高，想利用“红旗”这个高端民族品牌进行市场攻伐，同时试图打破红旗“官车”的形象，以便能横跨公、商、私三大市场。在一篇题为《愿红旗遍神州》的报道中，一汽人兴奋地告诉记者，新红旗发展势头不错，销量已经过万——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一汽只生产了不到2000辆的老红旗。
但在短暂的畅销后，“小红旗”显得后劲乏力。一方面，“小红旗”继承了老红旗的“拿来主义”精神，却在产品设计上缺少“红旗基因”；另一方面，由于“小红旗”不再具有稀缺性的身份象征，消费者还是会回归到对汽车的本质追求上——安全性与稳定性，这也正是“小红旗”的短板所在。
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红旗的尊崇地位是与其稀少的产量紧密联系起来的。随着汽车市场的开放，一方面诸如劳斯莱斯、法拉利等国外高端品牌纷至沓来，另一方面是“小红旗”试图进入“寻常百姓家”的自降格调，无疑给红旗这一高端品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红旗高端之路荆棘莽莽，然而M6平台下的国产轿车却意外地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但这款轿车已不是以“红旗”为名面向市场，而是“奔腾”，尽管它的车标依旧采用鲜明的“1”的标志。
有汽车评论家指出，“红旗的矛盾是源自市场化的消费市场以及非市场化的公司治理体制。作为一汽最大的政治遗产，每一届任期的领导都不会忽视红旗汽车的经营业绩，但这也注定了，更多时候，他们只是注重在车型方面的改进，培养一个高端品牌需要长期经营，短期内不能见到业绩，便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从往日的神坛，到今日的低谷，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历史的象征的红旗轿车能够再次崛起吗？（文/谢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