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值得一活的年代
作者：秦朔 来源：《读者》2008年第24期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现任《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曾任《南风窗》杂志总编辑）
一
两年多前，英国《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如果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21世纪则始于1978年》。1989年，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全球化真正开始的年头。而1978年呢？作者马丁•雅克写到，“1978年是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份，这开启了一个长达1/4个世纪之久、年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年代，中国经济也得以转型。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
马丁•雅克预言说，在新的世纪，“权力中心不再仅仅位于西方，历史也不再以西方角度续写。我们将越来越熟悉中国的影响、历史、价值观、态度和观点，也许这一切就在不远的未来。”
二
2008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此刻，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理由，让我来说明我们时代变迁的伟大，我会说——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让每个人都有自由去选择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只要努力，只要坚持，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梦想，而所有的梦想都和自由、机会、奋斗、坎坷、收获、富足、尊严相关。从这一点上说，中国梦确实没有什么特别。但依然令我们骄傲的是，这30年的中国梦，覆盖了人类历史上最多的人口，让他们梦想成真；这30年的中国梦，是在和世界相融合的开放进程中实现的，每个铸梦为实的人都可以在全世界的视野里，体验自然的美妙、艺术和现代的文明，体会作为一个生灵可以感知的人类最大的空间尺度；这30年的中国梦，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使得中国各个行业的许多成功者，已经具备了在世界同行业的领先地位；最后，这30年的中国梦，是中国从一个封闭保守的经济体向一个开放进取的经济体转型的过程，我们目睹了这一转型，并将在十几二十年后亲眼看到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而正是从过去的30年开始，中国展开了“数千年未遇之变局”的深刻变革，这个历史性的文明变迁，既有三峡之险峻，又有壶口之壮阔，既有千回百转的挑战，更有无限风光的奇伟。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年代，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充盈于斯。
三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试图理解国富国穷、民富民穷的奥秘。这个答案可以很复杂很学术，也可以很简单很朴素。我是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1998年所写的《国富国穷》一书中找到那个朴素的答案的。虽然，他写的是香港。
我还记得20多年前我头一次到香港时的一件事。一天晚上，我从旅馆外出，路过一家挤在楼梯底下的小照相器材店。我只是随便瞅了一眼，那店主马上问我要点什么。我原本不想买什么，经他一问，我想起我可能还要用一个特殊的镜头。他失望地说店里没有，但又热心地说，如果我过一会回来，他会弄到一个给我。我告诉他，我是去参加一个晚宴，最早也要等到午夜以后才能回来。“别担心，”他说，“你回来，我拿镜头给你。”过了半夜，我回到旅馆房间，想起镜头的事，但是我又困又累，心想那人也许不会等了，何必再浪费时间。然而我又一转念不能说话不算话，就再去那个小店，果然发现店门还开着，那个人还在，把镜头交给了我。倘若店主是美国人或欧洲人，谁会这样做？
正是这个小小的细节，让兰德斯领悟到，华人的勤劳美德和“知道自己是谁，也能与人合作”的精神，是华人在商业上成功的要因。他指出，这是一种“民族的胜利，文化的胜利”。
读到这个普普通通的小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就在内地，就在我们身边，每一天，每一刻，无数人，无数事，不都在发生着类似的经历、传达着类似的信息吗？他们愿意付出，为别人为自己；他们不怕艰辛，不避劳苦，是为着更美好的生活，不管多漫长，无论多曲折，目标终可寻，理想终可达。
我看到我的兄弟姐妹，我看到我的同窗朋友，我看到我的合作伙伴，我看到我的工作同事，我看到街上的匆匆行人，我看到工厂流水线上的农民工，我看到最佳的商业领袖，我看到无数学习的眼睛……我和你，我们中的每一个，中国人中的每一个，在这个时代，当我们用心去看，用心去听，我们看到的是太多求索的翅膀，追求家庭幸福和人生升华；我们听到的是太多奋斗的足音，忍受，坚持，不畏不惧，不屈不挠。还有善良，节俭，积累，投资子女的教育……
这就是中国奇迹的答案，诚如思想大师哈耶克的论断，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就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探索。
四
对中国来说，2008年不是轻歌曼舞的一年，外部和内部，遭遇了许许多多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挑战。
有不少人问我：中国经济是不是要走下坡路？黄金岁月是不是已经结束？
我的答案：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未衰竭，无论是新型工业化的动力，还是城市化的动力，以及内需的动力。
全球经济的历史证明，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本是人力资本，它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而中国的人力资本，数量固然庞大，质量的提高更十分明显。只要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创造出更具可预见性、更开放、交易成本更低的政策环境与制度环境，更充分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中国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相应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都将是一个确定的趋势，也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基石。我坚信，中国的伟大源于人的伟大。勤劳、肯干、不骄狂、不自满、不断学习、不断自我超越的中国人必将造就一个利于让他们伟大起来的文明国家。
至于眼下，在全球经济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的时刻，也许面临的困难会多一些。可是，想一想过去的30年吧，逆境和顺境不也是经常相伴吗？而每一次挑战和逆境，不过是实现新飞跃的成本与代价。18世纪俄罗斯的伟大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在《关于热和冷的原因之探索》中写到：“我们摩擦冻僵了的双手，手便暖和起来；我们敲击冰冷的石块，石块能发出火光；我们用锤子不断地捶击铁块，铁块也可以热到发红。”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一过。”今天的时代也许不是最美好的年代——因为明天更美好，但我要说，这是一个“值得一活”的年代。我们奋斗过，奋斗着，我们奋斗的果实多过父辈，我们奋斗的伤痛超逾子孙。我为这种体验骄傲，我为活在一个“值得一活”的年代骄傲。
人类历史表明，财富的积累是一种无法替代的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式，追求财富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演进的杠杆。这个在今天看来非常简单明了的道理，在三十年前却是谁也不敢触及的话题。我们这些过来人心里都有一本账： 1978年世界银行年底的报告中，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索马里、坦桑尼亚为伍，排在倒数第20位。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这样描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外国媒体一再嘲笑中国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然而，30年前，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打破了荒唐的僵局，中国人开始正大光明地追求财富。
改革开放首先在财富观上给中国人带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藏富于民, 不仅仅是单纯的为民生计, 民富而国强是一条清晰的改革之路。人们不再把追求财富认为是可耻的行为，当每一个中国人都获得了创造财富的自由时，每一个人都成为社会财富积累的巨大生产力；当每一个家庭逐渐富裕起来时，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如同坐上高速飞驰的列车。改善人民生活，成为正确处理改革与稳定关系的结合点，让每一个中国人在享受改革成果的同时，也为国家富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财富不仅仅改变了我们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品质，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精神面貌。说到巨大的财富给中国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财富到底让中国人的精神有了怎样的提升，在和所有安利全球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一起亲历了北京体育盛会开幕式后，我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中国，再也不是直不起腰说不起话的经济小国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正在崛起，在开幕式恢宏的画卷上我们用丰厚的财力、用渊远流长的文化、用完全的自信挥洒出大国国民的自豪和骄傲。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为中国的富裕繁荣做出过自己一份小小贡献的中国人，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
每一个中国人都伴随共和国走过了非同寻常的三十年。三十年前，市场经济把一盘“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大餐放在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如何吃下这盘大餐？机会均等是市场经济带给我们的答案。
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在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以及教育资源差别并存的社会里，一个没有社会背景、没有权力支持的普通人，拿到开启财富之门钥匙的机会几乎等于零，是改革开放把每一个人放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给所有人提供了追寻财富的可能。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中国革命（改革开放）打破了数千年凝固的社会分层结构，造就了区域/社区内机会均等，结束了绝对贫困的格局，所以才有了后续的实质性进步。”
在传统体制下，普通百姓唯有通过上学、当兵才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建立在自由创业基础上的人人致富的机会均等，不仅打破了这样的僵化制度，建立了普通百姓从社会底层上升发展的多种有效通道，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机会均等创造了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就以我为例，正是机会均等给我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人生。二十多年前，我从工厂出来，成为一名“下岗女工”。假如仍处在旧体制中，像我这样的人每个月就只能靠从工厂领取的劳保金度过下半生。所幸的是，在新的体制下，走出工厂后我发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无数次地问过自己，你没有后台，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可以创业吗？也可以和那些“榜样级”的人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吗？答案是肯定的。无数个充满刺激、极具挑战性的机会告诉我，我和所有人一样，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和自信。
我很幸运，生逢其时，这样想也这样做了，在创业中找到了快乐，积累了财富，也实现了自我的超越。
人们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身份转换，为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促使不同阶层的人们相互了解、相互容纳、相互协同发展。更可贵的是，在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同时，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体制都从注重“结果平均”转向了“机会均等”，这可以说是和谐社会永续发展的前提吧！
胡锦涛主席今年春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作了非常精彩的总结：“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的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一位跃至世界第四位，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这段精彩的演讲把我国30年巨变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显然是针对体制的创新与转变而言；二是“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在我的理解中，这一点讲的是全社会在思想观念上的巨大转变。也正是全方位的开放给中国人沉积了三千年的单一价值观带来了历史性的改变。
回想高考制度恢复之初，追求知识成为时代最时尚的精神。在崇尚知识的同时,三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开始被修正，社会资源分配的关系悄然发生着变化，“仕”不再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和追求，创造财富与积累财富成为那个时代更为强烈的号角。
这实质上正是社会资源分配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社会存在滋生特权阶层的土壤时，社会资源必定是稀缺的，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必将存在。这就像万人同过独木桥，通过者只能是极少数，而失足落水者却是大多数。相反，如果这一万人的脚下铺就的是一条宽阔的通天大路，其结果必将是带来人力资源的最大释放，带来效率和生产力的极大提升。
当中国人为“仕”找到替代词时，国人迅速由一元价值观转变为多元价值观。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具有开放意识、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效率意识、风险意识、创新意识等现代意识，中国人也越来越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我常用心智成熟来形容人最重要的品质，应该说，也正是多元化价值观的建立，让中国和中国人快速地走向了心智的成熟。
中国古训对人生的30年有着特殊的界定，所谓“三十而立”，就是说人在30年的时间内应该完成对家庭和事业的基本积淀。人如此，国亦然。过往的30年，正是中国因体制转型“而立”的三十年。30年间，所有制坚冰被打破，随之而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体制改革，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品尝到了生活改善和拥有尊严的甘露。
我们必须感恩于这个时代，我们也应该思考这个时代。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说，个人创造了群体，又同时为群体所决定；而社会本身，从来都不是一个已定型的主体。作为个人，我们无法脱离社会结构给予我们先决式的框架，但30年间我们也在努力而骄傲地重塑和改造着社会。这样矛盾的过程，就是个人和民族在渐进中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其驱动力，就是体制转型。
回想个人风雨兼程的30年，我对温家宝总理去年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说法感触颇深。总理说：“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什么叫快乐？我可以借用诗人艾青的一句诗：‘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开化的大地、解冻的河流，正是体制转型的真实写照，它就是我们面前骤然打开的国门，就是我们身边竞争机制的建立，就是我们经历过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伟大岁月。
八十年代初，当我从单位“下海”干个体户时，中国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不到1%。当初“下海”就意味着彻底扔掉了有国家保障的“铁饭碗”。砸破铁饭碗，端起来的是什么饭碗？谁心里也没底。有幸的是，在旧体制以外发育了蓬勃的新体制，为社会和个人培育出无数的新机遇。
有人说“市场经济是人类最精巧的发明”，得益于此的“赶海者”对此都深有体会。改革开放将市场经济写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上，正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从政府主导体制向社会主导体制的转型，打破了传统经济体制的固有平衡，制度创新让我们这些跳进海里游泳的人有了自由的海域，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保障铺就了通往财富和成功的红地毯。
回首既往，体制转型带给个人的最大收获是思想大解放，带给社会的最大收获是生产力大解放，带给中国的是一个潜能大释放的辉煌时代的到来。